苗寨行思：《贵州三都县控抗苗寨牯脏节民族志》后记

苗寨行思 

——《贵州三都县控抗苗寨牯脏节民族志》后记

第一次去贵州，第一次到苗寨，第一次参加牯脏节。因为是第一次，所见所感新鲜而强烈，可以说见过不少民间仪式，但没见过如此旷日持久主，规模宏大的场面；也见过诸多杀牲祭祖的场面，但绝没见过一次砍杀近300头牯牛的场面！这些文化震撼至今历历在怀，终生难忘。

行走苗寨，感受到了苗家人的纯真朴实，每去一家陌生苗家，都笑脸相迎，热情相待。姚登明父子都是从外省赶回参加牯脏节，终日超负荷忙碌，忙里忙外，连续几天整夜未眠，眼睛里布满血丝；我们一行六人的到来，给他家增添了诸多麻烦，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亲人，六天调查期间吃住皆在他家，还接受我们的访谈，联系、安排调查事宜，事无巨细，皆安排得井井有条，无微不至，令人感动。

田野调查苦中有乐，其乐无穷，构成了田野的无穷魅力。调查期间，贵州民族大学的吴秋林教授、马秋晨、黔南文学艺术研究所的祖明我们四人同住一间，每次调查归来，彼此切磋交流，受益无穷。吴秋林、祖明两位先生多年行走于贵州山水间，从他们的生动有趣的田野故事中了解了“多彩贵州”；我们在第一时间也分享了吴教授的调查整理的《布依族盘歌》获得“山花奖”的喜悦；祖明先生笔不离手，勤问好记的敬业精神让人钦佩。三峡大学研究生刘忠培会来事，会做人，调查间隙帮忙主人洗菜做饭，协助仪式，我们都成了被关照对象，关照的不只是日常生活，他时常摄像机、录音笔、照相机三不离体，总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把自己工作做好的同时，也为同行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其工作态度与能力印象深刻；小刘总是面带微笑，脸有佛像，有一次我开玩笑说，“你怎么越看越像弥勒佛转世？”吴教授在旁边打趣，“又有点像雷音寺里长歪了的弥勒佛！”众笑，小刘说，“我这长相能给大家带来快乐也是我的福份。”黔南师范学院的学报主编文静名如其人，文文静静，在田野里却成了“女汉子”，抓住每一个间隙，穷问问题的细节；在惨烈血腥的砍牛现场，一直坚持到仪式结束，成为在场的唯一的外来女观众；文教授也给我们提供了她从田野中获得的诸多苗族地方文化信息。贵州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赵梓钧老师的名片很“艺术”，都是现场制作：先掏出一张空白名片，然后在上再盖上一个自制印章，印章内容除了联系方式外，还罗列了“吹叫鸡”、“黑脚杆、”“冒皮皮”、“吊歪”、“捉鸡”、“丝娃娃”等贵州方言名词；赵老师与我们“同舟共济”，在同去砍杀牛架的那天傍晚，我俩坐着一个破败不堪的猪槽船过都江，离岸几米远时，船体因漏水严重，我俩被迫跳水逃生；他拍的照片很唯美：一苗汉抡斧砍牛，上空是一轮皎洁的明月，动静结合，惨烈悲壮与宁静优美相融，印象深刻。马秋晨与我在过去两年多里跟随吴晓东老师南征北战，单单2013年一年时间就跑了云贵川三省，成了“田野死党”；这一次他负责拍摄，我录音、拍照，相互同甘共苦，协作默契，几个心间镜头至今记忆犹新：冷雨夜三步一滑爬到山顶上的牯脏头家；砍伐枫木的那天傍晚脱裤涉江，衣物及器材高举头顶，在水底光滑异常的鹅卵石间小心翼翼地举步维艰；为了拍一组完整的拢客过程，跟随一对客人穿行于在村道、田埂上，不料一走就走了半个多小时，绕完了整个大寨子，回来时已是灯火阑珊。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提供了此次调查机会，吴晓东、吴正彪两位老师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且行且思，田野调查永远是有遗憾的。作为他者，我所见闻的，感受的只能是“一孔之见”，尤其第一次进入这样一个旷日持久，规模宏大，内涵博杂的传统仪式场域中，与地方文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隔了多重理解障碍，加上不懂苗语，对苗族口头传统的研究资料准备不足，这么几天的调查只能说是走马观花。当然，田野民族志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也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探求真实性更多只是一个过程，需要更多人，更持久的参与观察、研究思考才能逼近真实。我在苗寨中行思所得的“真实”也只其中一次力所能及的努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