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江呼唤文化日历
杨杰宏
何谓文化日历?文化日历是指将某个城市或地区的重要文化活动按举办日期的先后和空间分布,将相关信息进行有序编排而形成的特殊历书,它用简洁的方式揭示出该城市或地区文化活动的丰富性程度和时空间安排。文化日历可以有指南性和总结性两种类型。一般来说,城市文化日历以前者为主,即指南性的文化日历,有的城市在新年到来之前就把这一年的文艺活动写到新年挂历中,这样对这一年的文艺活动一目了然,方便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城市文化品味。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着自己的文化日历,只是有的属于传统的岁时民俗,有的属于官方的文化活动做计划,有的属于文艺界、民间的文艺活动,三者并未得到有机的结合。有的城市的文化日历做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得到重视,从中反映了不同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创新能力。北京作为首都,国家文化中心,其文化日历具有代表性。北京的文化日历已经构成了北京市民及外来游客关注度较高的文化生活指南,人们可以通过这份文化日历来寻找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文化活动、文艺景观、书籍等文化产品。以2018年5月28至6月3日的北京文化日历为例,其间内容包括了书画展、博物馆展、科技艺术展演、戏剧、舞剧、话剧、歌剧、电影、古典音乐演奏会、流行歌曲演唱会、新书发布、新书推荐、儿童节艺术周等。2018年北京春节期间的文化日历更是丰富多彩,涵盖了庙会、游园、花会、戏曲、写春联、冰雪运动、非遗展示、图书阅览、公益讲座等活动,活动项目多达480项。北京的文化魅力除了与积淀深厚的文化遗产因素外,与其设计别致、质量较高、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也有紧密的联系。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市的文化日历并不都是演出类的文艺表演,其间也包含了传统节日、民俗活动,如春节期间庙会活动就有20多个。这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下,一个城市的文化既有日新月异的文化变迁,也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一些传统的岁时节庆,经历了数千年的传统沉淀后已经渗透到民众的文化与生活中,并在新的时代境遇中不断推陈出新,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现代市民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载体。
毋庸讳言,国内城镇化趋势加快,我们的一些城市越来越大的同时,其文化实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有的呈现出庸俗化、展演化、碎片化的不良倾向:高价邀请明星开演唱会成为城市狂欢节,载歌载舞的文艺晚会成为节日主题,旅游黄金周成了过节的代名词,西方节日成为年轻人的新宠……这说明,真正接地气、接人气的城市文化日历的真正达成仍需时日。
依笔者观察,当下的一些城市文化活动普遍存在着这样的三弊:一是官味太浓,好多所谓的文化活动往往变成“官方活动”:布置主席台是重头戏,开幕式上的领导讲话是“文化活动”是否圆满的关键;二是“铜臭味”重,表面上打的是文化牌,实质上在搞商业活动,文化活动被众多广告、经销活动所绑架,主角沦为陪衬;三是仪式感的缺失,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如端午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成了“黄金周旅游节”的代名词,节日活动设计里文化品味缺失,更谈不上充满神圣、敬畏的仪式感。当然,笔者也并不是说所有传统节日非得要弄成紧张兮兮、三叩九跪的宗教祭祀仪式,但在设计节日活动时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具有仪式感的内容,使节日变成更有文化内涵的文化传承场,而不只是娱乐场。制定要文化日历注重民众的参与性与多样化需求。丽江一年一度的三多节在这方面就做得很成功,原来的三多节只是民间自发的群众聚会、烧香祭拜活动,后来演变成由政府组织的歌舞文艺演出活动,到现在发展为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三多节期间,既有由政府官员主持的隆重庄严的公祭仪式,同时举办文艺演出、商贸交流、庙会活动,极大提升了三多节的文化魅力与文化品牌,深化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很显然,丽江作为一个文化旅游大市,更需要有自己的文化日历。而丽江文化日历的内容、特色、影响力也是其文化品牌影响力、可持续力的重要体现。丽江文化日历的设计、制订、实施不只是丽江文化旅游、文化品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丽江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的时代需求,更是丽江民众文化精神生活的内在要求,丽江文化日历的出台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时候。
文化日历不是简单化地把地方传统节日与政府的文化活动日程拼凑到一起,填写到日历中就可以了事。如果那样应付了事,文化日历就蜕变成了“纸上的文化日历”,接不了地气,形不成气候,不但行之不远,而且对文化本身造成了损害。历30多年,三多节发展到今天,它的形式与内容越来越丰富充实,节日的仪式感与神圣性得到了提升,民众文化认同也得到了强化,但美中不足的是游客如何参与体验到我们的节日活动中来并没有破题。如中秋节、中元节、元宵节、纳西族三大祭祖仪式、祭天仪式、祭署仪式等众多本土岁时民俗活动在丽江文化旅游中也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实质上我们错失了难得的彰显丽江文化内涵,深化丽江文化品牌的良机。以中秋节为例,丽江家家户户有做月饼的传统,我们可以通过家庭、或广场现场制作月饼的形式让游客参与到其中,一起参与制作,共飨月饼,体验丽江本土的中秋节文化内涵;中秋节诗乐会节目设计中融入游客与本土民众互动的内容。这样的文化日历才能深得人心,攒够地气,充满灵气,拥有人气!
笔者以为制定丽江的文化日历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服务与提升的关系。服务是指我们的文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就是老百姓想看什么样的文艺活动?文艺工作者如果搞不清楚这一点,往往造成曲高和寡,自弹自唱的窘境。提升是指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参与文艺活动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情操,欣赏文艺水平,二是提升城市文化品味。我们的老百姓想要看什么样的文艺活动,应该看什么样的文艺活动?这是作为文化日历设计者应该心中有数的两个原则问题,前者是顺应民心,后者是引领导向,二者相辅相成。大众是个抽象概念,一味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搞成“三俗”文化活动,这样的文化活动沦为了“有毒”的文化活动。制定文化日历需要以真善美的,高水准的文化艺术作品来引领,使地方文化品位不断得到提升,使城市文化底蕴及其魅力得到充分的彰显。
二是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日历除了具有展示地方文化功能外,还有传承、创新传统文化的功能。如上面提到的三多节传统习俗,经过多年的传承创新,从原来民间自发的小传统节日发展为集传统祭祀、文化展演、经贸交流、节日休闲、观光旅游等多元社会功能于一体的新民俗,推动了三多传统习俗的创新性继承与发展。传统是条河流。逝者如斯夫。如果没能与时俱进,呼应时代要求,及时有效吸纳时代的合理性因素,造成传统与时代的严重脱节,那么这样的传统只会慢慢消亡。传统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必须要统合好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这就是传统的基本要义。有些与时代严重脱节的传统文化不适合传承,有些现在传承尚可的传统,如果没能够及时吸收时代合理性因素,也会逐渐被时代淘汰。东巴教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纳西文明的智慧结晶保存于东巴教的经典及仪式中,镶嵌到纳西民众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里。这一价值理念与当下强调的生态文明、生态伦理是相契合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如何通过继承创新把这些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惠及更多的人们,是决定提升丽江文化品牌的关键性因素。大国崛起,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而软实力的提升,自身秉持的文化价值理念被世人普遍承认,共享也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文化品牌的崛起也是如此,自身的文化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客观上也构成了大国崛起的驱动力之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三是把握好本土与外来、保护与发展关系之间的度。丽江作为拥有三个世界遗产桂冠的国际旅游城市,更需要与她身份相匹配的文化日历。丽江在呼唤自身的文化日历,这不只是丽江发展文化旅游的必然要求,也是丽人民群众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不可否认,40年的改革开放及文化旅游发展,丽江的文化传承、创新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构成了丽江品牌的有机部分,“印象丽江”“纳西古乐”“丽水金沙”“丽江千古情”就是典型的代表。但不能不看到,这些文化旅游的主打产品朝向的是旅游市场,而非本土民众;另外一个制约因素是每个剧场每天都上演同一部戏,这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观众而言难免会审美疲劳。这说明,丽江的文化日历设计需要弥补这些不足,尽量满足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要满足本土民众的文化需求,同时顾及游客与本土民众的互动交流。这好比大厨在做饭,既要突出地方特色,也要照顾到大众口味,老少皆宜,既要让地方民众交口称赞,也要让外来游客满意而归。饮食之道,重在调和,文化之道,也在中和。丽江人喜欢吃凉粉、丽江粑粑、腊肉、酸菜炒洋芋,但不一定合适国内外不同游客的口味,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顾客的需求,在菜品不变的前提下,对其佐料、火候、配菜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说,满足大众口味是以满足不同的小众口味为前提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文化日历的内容设计中,也要把握好这一本土与外来关系之间的度。保护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为了发展而出卖家底,那就成了败家子,当然为了保护而失去创新同样也是败家子。上面提及的好多民俗文化传统是有民间禁忌的,如传统的祭天仪式是禁止外来人入内,禁止说纳西语以外的语言,祭祖仪式、祭自然神仪式、延寿仪式等众多东巴仪式也有相应的仪式禁忌,一旦这些禁忌打破就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印尼巴厘岛的做法值得借鉴学习,当地土著居民在举行传统仪式时,对外来游客是开放的,但这种开放是有度的——规定了游客的参与程度,即哪些仪式是可以共同参与,哪些仪式要保持相应的距离凝视,包括在参加仪式前要学习仪式礼仪、规则、禁忌。这种“凝视”,是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尊重,客观上也推动着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丽江需要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日历,也在呼唤自己的文化日历设计者。城市文化日历,是一个传统如何通过现代性的时代命题,考验着一个城市的智慧与眼光。丽江的文化日历设计者既要通晓丽江的传统民俗文化内涵,又能深谙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既能打通传统与时代的鸿沟,又能有效沟通外来与本土的文化,创造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又具有鲜活时代活力的城市文化日历。在参加这样的文化日历活动中,每个人都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的参与者、构建者、共享者,他们既能从中体验到传统仪式的庄严神圣,节日的吉祥欢乐,也能感受到充满朝气的时代活力,城市脉搏的跳动。这样的文化日历设计者,既是这座城市文化的智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朝向未来。”丽江在呼唤自己的文化日历。
注:本文发表于2018年6月10日《丽江日报》“文化周刊”。
沧海桑田话交通
——新中国五十年丽江交通事业成就掠影
王振云
金沙江古称丽水,丽江因此而得名。
金沙江像一柄利刃,游刃飘逸,大气磅礴,在滇西北丽江地区20600平方公里土地上镌刻着长达615公里的流程,还把这块土地砍削得山川雄奇、景色壮丽、文化神秘,以至到了世纪末的今天,丽江名声大噪,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沉醉于这片迷人的天地中。然而,让游客难以联想的是,金沙江的鬼斧神工不仅造就了神奇的一面,也造就了这里的山高水急、与世隔绝、封闭落后的景色。当人们十分便捷地从陆路和空中投入丽江怀抱的时候,能否想象得出:50年前,这里居然还是个没有一寸公路、没有民用机场的“世外桃源”,一个完完全全现代意义上的交通“特困”大户?!
民国时期曾经修建长达十余年的大(理)丽(江)公路因历史原因未能实现运输,事实上是名存实亡。新中国建立后的1951年10月,滇藏公路下关至巨甸段254公里及其支线白汉场至丽江45公里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通车,成为全区第一条公路而揭开了丽江公路建设历史的新篇章。1960年,全区四县实现了县县通公路。建国后的30年间,虽陆续有一些干、支线公路建成,但由于地处偏远,山高谷深,经济落后等因素制约,丽江地区公路等级低,路况差,行署所在地丽江前往江东三县的车辆还得绕道下关行驶的落后状况长期没有改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使丽江公路建设进入新时期。1982年5月,丽永公路的建成通车,打破了丽江公路交通“口袋底、死胡同”的被动局面,此后又有分期进行的至华坪公路改建,丽江拉市至石鼓公路新建等一批干线工程建成,再加上80年代中期掀起的以工代赈建设县乡公路高潮,使丽江地区公路从数量、质量上得到有效提高。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日益显著,“要致富、先修路、修大路、致大富”的思想观念成为社会共识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省交通厅、丽江地委、行署的领导和支持下,丽江公路建设进入前所未有的最快、最好时期。丽永公路、拉石公路等干线公路完成铺筑沥青、弹石等路面改造工程,大大提高了通过能力。尤其是进入“九五”以来,全区地县交通部门以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把我省建设成为旅游和民族文化大省的指导思想以及丽江地委、行署在1996年丽江“2.3”大地震后确定的“大灾难变大机遇、大机遇促大发展”这一恢复重建思路为契机,兴起了建国后投资和技术等级最高、规模空前的公路建设高潮,相继建成了大丽公路(一、二级)、华坪至攀枝花二级公路一期工程、永胜县城东过境公路(二级)、丽江县城西过境公路(即香格里拉大道一级)、丽江至虎跳峡公路(三级)、丽宁公路(三级)。正在建设的有祥宁线永胜至大厂公路和华坪至攀枝花公路二期工程等两条二级公路。仅以上8条干线公路共完成总投资达7亿元,是全区“七五”期间公路建设总投资4838万元的14.5倍。从宏观上看,全区干线公路建设不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发生了质的飞跃,一、二级高等级公路在我区实现了零的突破。
更可喜的是,在新中国50年华诞到来前夕,以1999年5月建成的丽宁公路为标志,我区由南北向纵贯的国道214线、大丽线、祥宁线和东西向联通的石德线、丽宁线5条干线构织而成的“三纵两横”公路主骨架全面形成,我区公路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
与此同时,以1997年底永胜东风公路和丽江金江公路建成通车为标志,全区实现乡乡通公路,公路建设实现又一个历史性跨越。仅在最后三个未通公路贫困乡的公路建设投资就达3363万元。此外,通村公路建设目标已完成90%,总投资已达1750万元,村村通公路也即将实现,为贫困山区人民脱贫创造了条件。
两个历史性跨越,把一个由67公里国道、817.6公里省道、1563.8公里县乡道、3081公里乡村道、468公里专用道共同组成的、以“三纵两横”干线公路为主骨架,地方道路以此向四周辐射的丽江地区公路交通网络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使丽江公路里程发生了由零到5997.4公里(其中60余公里为一、二级高等级公路)的沧桑巨变。
伴随着公路建设成长起来的道路运输业,受公路建设发展的制约,到50年代末,全区民用汽车仅有38辆。同期创建的省、地专业运输企业以及70年代成立的各县运输企业,一直长期担负着全区客货运输的主要任务,且运力发展较缓慢。1962年全区仅有拖拉机13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路运输的运力、运量迅速增长起来。1980年,全区民用汽车增至1575辆,拖拉机发展到1641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长期保持的专业客货运输格局被打破,道路运输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如今,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运输行为及其管理法制化、规范化;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已经建立起来,运输行业迅速壮大,且客货运输门类齐全多样。到目前为止,仅丽江县城各种营运出租车已达777辆,公共汽车达41辆,营运线路达9条,昔日从丽江步行18个马站才能到达的昆明,已变成高快客运班车8个小时的行程,从根本上改善了城乡人民和中外游客的乘车问题,丽江已成为全省出租车人均拥有量最高的县城。
2000年末,全区各种机动车达27640辆,其中民用汽车达13322辆,是1980年的7倍多。机动车驾驶员已达47690人,其中汽车驾驶员27623人。全区汽车客运日发班次506班,营运班线147条。
与此相适应,客运站(点)、货运站(场)、车辆维修、搬运装卸、货运配载信息服务、配件销售、汽车综合性能自动检测、驾驶员培训等道路运输辅助服务来一应俱全、蓬勃发展,全区仅车辆维修业户到1998年底已达471户,极大地满足了道路运输市场的需求。
水上运输以流经全区615公里的金沙江渡运为主。渡江运输经各县交通航管部门和沿江各乡镇人民政府逐年加强管理,保证了水上运输安全、有序进行,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不同需要。1998年,在省政府有部门及地委、行署领导的重视支持下,丽江地区交通局担负起金沙江石鼓至虎跳峡航运综合开发项目的重任。目前,首期建设工程即将完成,该工程建成后将达到水上运输量每年30万人次的规模。距长江源头最近、集运输与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内河航运业,将与新世纪一道在滇西北高原的玉龙山下诞生!
丽江交通人可以告慰无数先贤:1253年率军挥戈南征大理过丽江的元世祖忽必烈,1639年迈着艰辛步伐踏上丽江的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1936年英勇北上抗日,在丽江强渡天险金沙江的红军健儿……面对新世纪,丽江交通人必将再接再厉,把丽江交通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选自《丽江日报》,2001年1月1日
迎接红军到东元
——回忆红军长征过丽江
赵友琴
1936年农历闰三月,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下,分兵两路向丽江进军。贺龙率红二军团为右路军,经下坡子、喜市本(纳西语)、勒马桥,翻越关坡到漾西进入丽江坝区。左路军为红六军团,经石灰窑、螳螂坝、九河、白汉场、望城坡到石鼓。
60年前的丽江,人烟稀少,交通闭塞,偶尔传来内地的一睦传闻:“共产要来丽江喽!”(共产当时指红军)反动当局早先获悉了这一消息。一时,一传十、十传百,反动派首先乱了起来。“共产来了要共产共妻!””共产是红眉绿眼睛,杀人不眨眼!”一时间寂静的大研古城,风云滚滚。不久,在狮子山上修起一座圆贺的大碉堡(现电视塔右侧),这样要打仗的气氛更浓了。大家感到大难要临头了。当地官僚地主、劣绅更是感到感到末日来临,他们请工雇马帮,搬运金银财宝,纷纷逃离大研镇,然而也有人不信反动派的谣言,一部份是知识广、见闻多的文化人,更多的是贫苦农民,他们认为红军来了不会对当地人怎样,更有一些上无片瓦下无寸的雇工,他们希望“共产”——红军来了改变这吃人的社会,这些人对红军到丽江抢渡金沙江支援很大,其中有17个小伙子参加了红军。解放后,仅剩下王玉清(石鼓人)1人。他们为红军当响导、筹款、筹粮、筹物、渡江划船,有的日夜为红军缝制衣服、军帽;有的为红军抢渡金沙江被江水夺去了生命。
当时大研古城人民,谁也没有见过红军,什么是共产党,红军是什么部队一点也不清楚。当时的县长王凤瑞,晚清进士和庚吉(字松樵)等少数人清醒一些。和进士曾安抚人心说:“共产是一个政党,有它的纲领,不会杀人放火,乱来一堂,不要惊惶失措。”县长王凤瑞,在云南省主席龙云三令五申下,修了一两个碉堡,谁也不相信就能阻击红军。王凤瑞在红军到达丽江前,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将武装力量保安大队撤离到白沙深山中。二是红军到丽江会释放在押犯人,在不明情况下,若把3名抢劫杀人犯,1名在启文村故意杀人犯释放了,岂不是放虎归山?在丽江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下,王县长提前枪毙了这4名罪犯。三是让人民群众出面欢迎红军。
1936年4月24日(农历闰三月初四)一大早,王凤瑞要古城人民来四方街听他讲话,约上午八九点钟,没有逃跑的大研古城人,迫切想弄明情况,纷纷赶到四方街。王凤瑞看看怀表,看看前来集会的人群已有百多人了,于是他站在一张肉案桌上说:红军今天就要来丽江了,他们不会在丽江打仗,只是路过一下,大家不要惊惶失措,要去欢迎红军。他说本人不便去欢迎红军,要回避一下,于是率领一批人员向白沙方向去了。留在四方街的人群议论开了。王县长要百姓去欢迎红军,不知咋个欢迎法?负责接待的忙着去请大妈(炊事员)打米、杀猪、买菜。其它人员到玉龙锁脉去迎接红军。有人提出欢迎要摆设香案、打彩旗。大家就在四方街一家铺子。准备彩旗,准备香案。彩旗做好了,请一位先生写上“欢迎”二字。这位老先生很有点头脑,说“欢迎”二字好写,但到底欢迎什么?若写上欢迎“共产党”、“欢迎红军”!那么红军走了之后国民党来了,我们这些人不杀头也要坐牢,我看写上“欢迎义军”四个字较为妥当。大家说:“合色!合色!”(很中意)欢迎人群到了玉龙锁脉摆开香案、手持彩旗等待红军的到来。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到东元桥去欢迎红军,年大体弱的留在玉龙锁脉。
东元桥横跨在漾弓江上,过了桥就是蛇山,上有一座高耸蓝天的白塔,和玉龙雪山远远相对。大家望着白塔边上的道路,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共产党,谁也不了解红军,心情也就忐忑不安起来。
中午时分,红军四师尖兵部他——骑兵大队,每人骑一匹高头大马,身背步马枪,腰掖七响手枪,胸前佩戴红花(这是红军早先了解到纳西族人民每逢喜庆吉日爱披红挂彩专门配戴的),从白塔边下坡而来。这时一架跟踪红军而来的国民党双翼飞机,由南向北低飞过来“咣——咚”!一声巨响,飞机投弹了,居住漾弓江畔的纳西族农民和应寿父子三人便倒在血泊之中,两个儿子当即死亡,和应寿抬到家中也闭上双眼。
这一突然的事变,使在东元桥欢迎红军的人群受惊不小,大家从未见过飞机,谁也没经历过炸弹的爆炸,有的跑到小麦地里,有的躺在水沟里,有的乱跑,红军骑兵不顾一切,叫到:“老板,不要跑,快躺下”(二军团战士多是湖南人,对人尊称老板)敌机飞走了,红军把五离四散的欢迎人群又合拢在一块。还问寒问暖亲切安慰!然而,当时会听湖南话的人极少,红军讲了很多,却一个也听不懂。纳西族说的汉话他们也听不懂,有一个口音较清的红军问王道祺,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两人指手划脚。王手捏衣服做了缝衣动作,红军战士才弄明白王是个做裁缝的,红军亲热地说:“是工人,工农是一家。”红军发现小彩旗上写着“欢迎义军”四个字,忍不住笑了起来。万万没想到,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会有人手持彩旗前来欢迎他们。有个口音较清的对欢迎人群说:“老板!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为了推翻反动统治,工农翻身解放。我们才来到丽江,我们要北上抗日!只有工农团结起来,才能打倒反动派!”
丽江各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星星之火就这样在60年前就播撒在美丽的玉龙山下。
选自《丽江文史资料》第15辑第13~16页
东元塔下忆红军
和学伟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常给我们讲红军经过丽江时住过我们村,治好奶奶病的故事。使奶妈始终忘不了红军的救命之恩、高尚品德。而且她常常教育我们说:“等你们长大了,要象共产党、红军一样,为贫苦人民服务”。
我家住在丽江市古城区金山东元行政村中岗村白塔坡下,爷爷和元澡,务农为生,善良忠厚,为人正直,吃苦耐劳,善于帮助别人。奶奶和七芝,性格开朗,记忆良好,她常给我们讲以前的故事。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家里饥寒交迫,有病没钱治。30多岁时就得了风湿病和多种疾病,正当生命垂危之时,得到了红军的救治,是红军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1936年4月下旬,红军到达鹤庆,兵分两路,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二军团右路军到达丽江,在离古城相距十里的蛇山坡下三咯啮,现中岗村住了下来。
当红军没来到来之前,在国民党反动宣传下,村民们不了解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听说红军大部队要北上经过丽江,纷纷离开家到附近山坡上躲去了。
我家当时奶奶急痢、类风湿、左脚化脓,瘫倒在床上,生死未卜。我父亲还小,还有两个妹妹。奶奶深思熟虑后,决定留在家中,让爷爷领着孩子,到附近躲了起来。那是1936年春末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红军队伍陆续开进村里,其中有伤员及运粮队。当红军来到我家,看到奶奶躺倒在床上昏迷不醒,病情十分危急,红军马上对她进行抢救。当她醒过来时候,天已黑了,满院都站满了头戴五角星,身穿灰布军装、脚扎绑腿的红军,个个脸上带着微笑,向她问候致意。
这时候,躲在外边的爷爷心中忐忑不安,决定乘天黑进村看看。当他在房前屋后周旋的时候,被站岗的红军战士发现了,我爷爷把事情说清后,与红军一道进入家里。这时村里房前屋后都住满了红军,有的挑水,有的做饭,有的喂马,都在不停地忙碌着,他们都很疲乏了,但看到每一个村人,都亲切地打招呼。我爷爷看到好几个红军在给奶奶治病,床上已垫起了一张皮褥子,还盖上了一床棉被。旁边还坐着个留胡子的,大约有40多岁的人对爷爷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与天下穷苦人民是一家。
爷爷看到此情此景,激动得热泪盈眶,急忙跪下给红军磕头,红军就赶紧把爷爷扶起来,请爷爷坐下,当时爷爷的心里又想开了,红军队伍越过万水千山来到我家,用什么去招待红军呢?正好年前杀了一头猪,就走到屋里,把肉拿出来要送给红军,可红军坚决不收。爷爷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汉话,这是我家的一点心意,请收下,不收我就跪下不起来,最后红军还是没办法收下了……而后我爷爷出去把村里人喊回来,烧火做饭,挑水喂马,为红军做事。
当晚凌晨,听说红军要派人去侦查梓里铁索桥的情况,爷爷就报名要去探桥,红军说时间紧急需速去速回。交代任务后,我爷爷和村里几个男人急忙出发了,来回有六七十公里的山路,他们在8点左右就赶到了梓里铁索桥。看到桥已被敌人破坏,大家一鼓作气返回给红军作了报告。
当天中午,国民党飞机飞到丽江,在中元村上空盘旋,红军早已知道敌人的阴谋,全部人马隐蔽埋伏毫无一点动静,没有被敌人发现。
敌机发现东西相绕的大河(漾弓江)上有一座南往北上的大桥(迎恩桥),准备炸掉这座古老的石拱大桥,企图阻止红军北上之路。丢下一颗炸弹,却落到了离桥50米外的一户农家院子里,当场炸死了村民父子两个。当时事情是这样的,全村人在红军的掩护下,隐蔽在安全地带,当时孩子不知厉害跑出去看飞机,父亲看到孩子跑了,刚追上孩子准备隐蔽,还有两名红军战士也跟着赶上前来准备抢救,在这一瞬间,这颗炸弹在天井里炸天了花,父子俩当场被死,两名红军战士也负了重伤。
飞机丢下一颗炸弹就飞走了,红军帮着村民扑火、收尸、料理后事。这一声的巨响,周边各村人闻风而来,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近千人拥挤在村里,红军和各族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随着震天的口号,贺龙站起来了,他讲述了大敌当前的革命形势,呼吁工农兵团结起来,团结就是胜利,团结就是力量,看到今天军团结,更加增强了渡江北上抗日的信心和勇气。
过后,四方民众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跟随红军打天下、求翻身。下午,丽江城里的群众前来中岗村《迎恩桥》迎接红军,红军安全顺利进入丽江城。上万民众,拍手欢迎,支援红军,帮助红军。
红军从丽江直达石鼓,与左路军萧克、王震部会师,分别从石鼓到巨甸一线五个渡口抢渡金沙江,铁流二万五千里,北上抗日到陕北,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选自《丽江日报》周末版,2007年1月6日
丽江干线公路小史
杨 陆
丽江古为滇西北重镇,“东宁、永而南鹤、剑,西怒夷而北吐蕃。雪岭崔巍,宛似擎天玉柱;金沙蜿蜒,俨然割地鸿沟。崇山如墉,鸟道若线;俯临十郡,雄控一方”——僻远阻塞的地理环境,制约却无可遏止有史以来民族经济文化的不断交往,这媒介只能是古驿道,由是构成了丽江数千年来悠久而繁盛的驿运交通史,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20世纪30年代,民国大(理)丽(江)公路规划并修建,标志着丽江现代交通的兴起。尤新中国建立以来40多年间,境内公路建设高潮迭起,截至1992年底,丽江县境纳入国家统计的公路,含省管干线(国道、省道及县道)和地方道路〔县乡道、乡村道及专用道)已达79条1233. 7公里,按全县7648平方公里土地面积计,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16.13公里,已高于全省平均数。此外,还有不列入统计的村间公路600余公里。全县24个乡镇除金江、奉科两乡外都通了公路,152个行政村(办事处)有123个通了公路。已基本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内连全县、外通四境的公路交通网络,从而历史地取代了古驿道,成为城乡运输和经济开发的主体交通。随着当前南郊过境线、通飞机场公路、玉龙山旅游线的改建,全部线路的管养和技术改善,以及新的规划修建,这一公路网络将不断完善,进一步壮大其对于国民经济的交通保障效力。
以民国21年(1932)大丽公路的规划起计,丽江县公路已有61年历程,具体线路的修建、改建及管养则各有不同,或互为交叉。如下按现行管辖分线述之。
一、省管干线公路(4条)
(一)国道214线
1.线路:国道214北起西宁、经玛多、玉树、昌都、芒康、盐井进入我省,经德钦、中甸、丽江、大理、临沧、澜沧,止于景洪;除去重复里程和城市管辖里程,长达3125公里。这条纵贯西北西南青藏滇三省区的大动脉,是国家干线公路布局中的南北纵线之一,以上述区域间先后建成的各条公路连接而成。著名的滇藏公路就是其中一条,经境国道即滇藏公路之一段。
——滇藏公路南起滇西重镇下关,北抵西藏芒康,与川藏公路相交,全长715公里,是目前连接西藏与内地三大干线公路之一,也是直接沟通云南与西藏的唯一公路。它也是由先后建成的多条公路连接而成。其修建自1950年8月起至1973年10月止,历经23年(实际施工11年半,分三个大的阶段),实际上它还应从民国大丽公路起计,则其建成乃前后历经39年、四个阶段。
按分省管养,214线在云南境内北起德钦与盐井交界的隔界河,南至景洪,包括了滇藏公路的绝大部分(云南部分)和大理州海坝庄至临沧地区双江、双江至思茅地区澜沧、澜沧至景洪诸公路,省境共长1343.7公路(不含与昆畹线的重复里程—下关至海坝庄53公里),1987年4月起,省内统称为隔景线。
由是,丽江县境的这段国道形成数称并存:214线是总称,隔景线是按分省管养称,滇藏公路下盐线以及老滇藏公路关巨线、丽中公路等则是以原有公路称。
214线北南行经丽江县西部龙蟠乡鲁南、新联、龙蟠、星明、兴文、九河乡中古、关上、甸头、中和、北高寨、龙应、南高寨、九河等13个行政村及九河乡辖镇白汉场,实际过境里程66公里许;丽江管养里程则起自金沙江界彼岸的迪庆州中甸县“三家人”村,止于大理州剑川县河东村,计长67公里,接新设国道统一桩号为K2151~K2218。里程内,有5处公路平交:在K2182+500(三股水)西接省道石德线拉石路通石鼓至巨甸、维西;在K2187+150(雄古)接省道石德线拉石路通拉市至丽江,在K2195+700(中坪)西接县乡道中鼓路(原省道石德线)通石鼓;在K2199+300(白汉场)东接县道白拉线(原省道石德线)通拉市至丽江;在K2217+650(甸尾坪)西接河源公路(专用道)通地区煤厂。
所述国道67公里,是丽江县也是全区唯一的国家干线公路,为我区南经大理入省和通往滇西各地、北上中甸德钦入藏、东西横接省道石德线的枢纽干道。线路北端有着中外闻名的自然景观——世界最深的峡谷虎跳峡;里程内龙蟠盘乡为江边河谷区,地势低缓,气候温热;九河乡为高原坝区,地势平坦,气候温凉,都是县内重要的农业和经济作物区。沿线建有农村水电站、水库等设施和地县省属煤厂、油库、变电站、木材水运、大型车队及物资转运批发、商业服务等机构。随着滇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国道214将越来越发挥其重要作用。
2.修建历程:县境国道67公里的建成,历经老滇藏公路关巨线、改线后的滇藏公路丽中路两个阶段,历时8年。需要说明的是,原大丽公路虽已不含于此里程之内,而与其线路及修建甚多关联,故先以大丽公路作述,附及滇藏公路的最后完成,以昭然之。
(1)大丽公路:民国21年(1932年),云南省政府建设厅就全省公路修筑分为省道、县道、村道三种,所规划的五条省道之一,即由大理至丽江。这虽非最早计划并修筑的省道、也属云南公路初期所确立的要道之一,“为开发滇西北及与康藏交通的重要路线”。
民国23年(1934年)4月起,以杨萃贤、董广积为队长的两个测量队自大理、丽江相向进行勘测,至10月完成测设,全长179.9公里。建设厅随即按沿线六县户口分派工程,规定了期限,由测量队派技士指导施工。当年12月7日丽江县首先开工,日出民工1000人,计划增至2000人。接着剑川、邓川尔后大理、洱源、鹤庆五县也先后开工。次年5月成立“大丽段工程分处”,主任为董广积,处下按县设六个分段施工。至25年(1936)9月,丽江县完成工程量40%,便因经费不足,奉令先投入牛街以南工程。1937年7月抗战爆发,大丽公路工程费停发,施工暂时告停。此时可由大理土路通车到牛街,计70.9公里。
抗战开始后大丽段工程分处负责修筑滇缅公路的下关至漾濞段。至1939年6月,省公路总局将大丽公路恢复为干道,列入当年7月至次年7月的施工计划,乃复工。而经费拮据,进展甚缓。1942年5月日军侵入腾冲、龙陵,此路施工又一次停顿。至次年虽又列入计划续修,终因经费无着,能做工程甚微,其后则连计划也不再列入了。抗战时期,大丽公路就这样修修停停,仍然只是土路可通到牛街,牛街至丽江修了些木桥涵,后来木桥涵均朽塌,连到牛街都不能通车了。
抗战胜利后,云南省参议会及沿线各县政府和人民纷纷请求续修大丽公路,经省公路局呈请建设厅转省政府拨款,而第四度投入修建。1946年3月,滇西警备司令部以“军事需要”令大丽公路尚未通车之县须于短期抢修通,并派了工兵营协助。丽江县出动民工及雇用木工共3000余人,经两个月紧张抢修,于5月9日勉强完成通车。是日,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由大理试车到达丽江城。而大丽公路未尽工程,至1947年尚有路基土方23.55万方、石方8.33万方,桥27座、涵洞303道,需工程费国币11.33万元。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无款续修,遂告停顿。这条断断续续修了13年的公路,也就再未通达丽江。
民国大丽公路,是丽江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修建的公路,其时境内线路,系由剑川梅子哨(现214线K2220附近)东上,经丽江太安乡红麦、螳螂、汝南、天红而越铁甲山至太安,并未经行九河、白汉场。所遗毛路,成为解放后滇藏公路的重要支线——白汉场至丽江线自太安达县城,以及该乡内村道的基础。
(2)滇藏公路关巨线(附白丽线、白维线):1950年,我解放军第14军由滇西北进军西藏,沿途人民政府积极组织支前。而民工运粮经丽江石鼓沿金沙江峡谷北上滇藏界,来回一趟就需一个多月,且自身就要消耗所运粮食的三分之一。为顺利进藏,巩固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滇藏公路局于当年八月奉命成立,由14军与滇西工委直接领导,边测设、边上人、边施工,修筑自下关经丽江自汉场、石鼓、巨甸转维西、德钦入藏的滇藏公路。9月6日正式开工,局本部也由昆明迁至大理喜洲,11月再迁剑川。局下设民调、工程、供应、运输等10个处科室及第一、二、三总段和丽江总段,四个总段下设16个分段进行施工。全局人数最多时,有职工1128人,民工23528人,石工2183人,军工152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主要来自抗战时期流落我省者,以及新从云南大学、省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和原省公路局部分人员;党政领导骨干则由成批调局的解放军干部担任;筑路民工是由“滇西民力动员局”从大理、楚雄两州动员来的,各县成立民工大队,由县长兼任大队长;石工以河西、玉溪来的最多;军工系由四兵团工兵团和14军各调来一个营。
滇藏公路全程规划分五阶段修筑,下关至丽江巨甸即称为关巨线。其南段为下关至白汉场以北中坪村158.793公里,全按老五级标准:路基宽6.5米,路面宽3.5至5.5米,最大纵坡9%,最小平曲线半径15至20米,桥梁载重为汽—10、拖—60。其中,下关至大理14公里属加宽改善,大理至剑川梅子哨121公里,基本以原大丽公路为基础进行改建提高;梅子哨至中坪23.793公里为新建。其北段,即由中坪西转石鼓抵巨甸,长93.207公里,但只属简易公路。修筑此段时,自石鼓而上的金沙江峡谷间,江东运粮,江西筑路,两路人众穿流不息,互相挑战开展竞赛,场面十分壮观。以上南北两段合计252公里。其后,关巨线南段划入国道西宁至景洪线,改换为前述国道统一里程桩号。北段则自巨甸续修至维西,成为连接两县的通道,合并改称白维线,至今沿用了老滇藏公路的桩号。
与关巨线同时,自白汉场东抵丽江县城的47公里(后截弯改直为46公里)作为滇藏公路的重要支线,也由滇藏公路局一起修筑。其中白汉场至太安17.6公里为新建,太安至县城29.4公里仍以原大丽公路为基础进行改建。
经滇藏公路局全体员工的艰苦努力,仅仅一年余时间,由下关至巨甸、白汉场至丽江共299公里公路于1951年10月全线通车。仅关巨线南段即投资232万余元、投入劳力百万工日、完成土石方64.6万方。其时,中央与西藏地方已于1951年5月23日达成和平解放协议,滇藏公路局奉命暂停修建,于同年8月撤销。自此,滇藏公路的修建停了五年,待1956年再度修建时,线路也有了改变。
(3)丽中公路(附中德路、德盐路、盐芒路):50年代中期,为加快开发西南边疆,巩固边防,滇藏公路再度决定修建,线路改由关巨线的中坪顺垭口北进,从丽江龙蟠乡入中甸抵德钦进藏。新线首段即中坪村至中甸县城的丽(江)中(甸)公路,长147.226公里,里程桩号接关巨线,自中坪起续。
丽中路由中交部九测队、省交通厅测设大队五测队和丽江专署公路测量队于1956年分段测设,由省公路工程局第六工程处负责施工,连同民工和军工,修建队伍最多时达1.59万人。当时藏区反动上层阴谋叛乱,修建步伐加快,提出口号为“三个月修通丽中路”,因而边测量边施工,未按程序先编制设计文件,初期也就未明确技术等级,至毛路通车后的1957年3月,方奉厅指示“照六级路施工”。全程自1956年8月27日开工,经20个月艰苦奋战,于1958年4月30日基本竣工,5月扫尾交验,6月1日正式交付使用(吊江岩一带因岩石坍塌路基过窄,有三段共258米再由公路六处改善加宽,至10月初移交)。全程累计投入劳力268.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316万方,总投资达671.37万元。里程内有9%纵坡5处、平曲线最小半径15至19米10处,临时性桥涵载重为汽一8,永久性为汽—10。在跨金沙江的鲁南,暂设了公路渡口,以人力脚踏缆索式单渡船渡运汽车。
丽中路修通后,公路六处与1957年3月起承建中甸至乡城公路的公路四处合并为“雪山第三工程处”,至1958年10月又与瓦(窑)碧(江)五处合并为公路一处,继续修建中乡路及滇藏公路的延伸线——中甸至德钦183公里、德钦至盐井113公里,于1961年元月全部竣工,赶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中使用。至此,原关巨线南段与丽中、中德、德盐路初步贯通了滇藏两省区,长期合称下(关)盐(井)线。
以上即滇藏公路修建自民国大丽公路、解放初期关巨线之后的第三阶段。此后又停了六年半,迄1967年7月,按交通部转发国家计委文件,改建德盐路113公里并新建盐井至芒康111公里,至1973年10月竣工,这是第四阶段,是时滇藏公路方全程贯通。
3.管养与建后改善:1951年的老滇藏公路关巨线,是丽江全区境内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第一条公路,其管养也就成为丽江公路管理的起源——滇藏公路局撤销之前,设立了右所、石鼓两个工务段,交省交通厅工务科直接领导。右所段管养下关至白汉场155公里,石鼓段管养白汉场至巨甸97公里、白汉场至丽江城郊45公里。次年厅工务科改成立养路处,两工务段改称公路养护段。1954年12月两段合并为剑川段,管养范围为:原两段合计里程中喜洲以北264公里(下关至喜洲33公里移交下关段)。1956年3月厅养路处改成立省公路管理局,相继又成立了局的派出机构——各“中心养护段”,剑川段就此分属下关中心养护段(现下关总段),但仍按原里程管养至巨甸、丽江。
丽江公路管理的另一个源头,是中甸公路管理段——这是随滇藏公路再度修建,于1958年6月丽中路竣工通车之时成立的。该段直接隶属省公路管理局,为现丽江公路管理总段的前身。当时管养丽中、中乡两线路共286公里。
1959年2月,全省公路下放地方,凡区境里程统由丽江专署交通运输局接管,迪庆州时属丽江专区,州境里程亦即专区境内里程。唯专区原属的剑川县此前已改划入大理州,故剑川段所管养的264公里,即以剑川、丽江界滇藏公路K137桩分划:此之南104公里交大理州,此之北160公里交丽江专区。于是体制变更半年中,专区交通运输局共接管上述线路446公里,养护则仍由专业队伍按原线路里程,交付中甸段、委托剑川段分别养护。是年7月,下放的干线公路重又收归省管,这一跨专州养护的状况仍为延续下来。至1960年9月,其时中甸段已改成立中甸公路养护总段,一直由剑川段代为管养的丽江境关巨、白丽两线160公里才正式移交——自此,所述境内国道67公里方才完整地由中甸总段白汉场段(即现丽江段)管养至今。里程内现设有鲁南守桥班和龙蟠、七坪、雄古、白汉场、九河等五个道班。
如上述,丽江境这段国道是建国初期先后建成的,无论关巨线还是丽中路,均为抢修性质,不仅路基、路面窄,弯急坡陡,还有着部分临时、半永久性桥涵和公路渡口,整个技术标准是较低的。因此这条枢纽干道先后接养以来,从1951年右所和石鼓工务段按当时西南行政区制定办法实行“道群养护”。1952年3月起执行西南交通部颁发的“养路负责制”,1956年全国养路工作会议后我省养路系统开展以多快好省先进经验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58年起又推广公路磨耗层加铺稳定层的经验……,一直到现今,专业部门都遵循了“加强养护,积极改善,不断提高”的养路方针,在抓好日常管养同时不断进行了改善。尤自1972年提出公路“五化”(路基线型标准化、路面黑色化、道路林荫化、桥涵永久化、养路机械化)及“平、宽、直、绿”号召后,养路职工发扬了多干实干艰苦奋斗精神,连续三年集中进行了截弯改直、路基加宽和路面改造、石砌防护工程,将此线普遍提高了两个以上技术等级。之后仍发动职工,坚持年年在保养工作之外开展“降一段小纵坡,补一个小缺口,改一个小弯道”的“三小”活动,使道路技术状况不断得到改善。至1992年底,全程路基已宽达6.6~14米,路面5~8.3米,最大纵坡仅7%一处,平曲线最小半径仅28米一处,其它构造物如护坡、挡土墙、护栏桩等齐全。里程内除龙蟠乡铺子村前后7公里达到四级外,其余60公里达到了三级标准,基本实现了“路基线型标准化”。
桥涵:里程内建后长达13年的“卡脖子”地段即鲁南金沙江渡口,其间先于1964年通过技术革新,改用双拼渡船水轮牵渡,有效地提高了渡运速度及运量,到1971年6月,由省交通局第一桥工队建成钢混“连孔装配式薄壁箱型拱”永久式大桥继红桥,从此结束了汽车渡运,峡谷天堑变为通途。从该年起,养护部门又对里程内桥梁、涵洞全面进行了改建和增建,至80年代中全部建成为石砌或钢混桥涵,实现了“桥涵永久化”。随着道路等级提高,行车密度日益增大,养护部门又于1974年起历时4年,将全程67公里均铺为次高级路面沥青路,实现了“路面黑色化”。与此同时,常年坚持了行道树的营造和更新,至1992年满株里程达到近60%,加上自然绿化及不宜林地段,基本实现了“道路林荫化”。
由于道路技术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坚持搞好全面养护,境内国道67公里成为晴雨畅通的干道公路,好路率逐年稳步上升。1992年,里程内行车密度达905辆/昼夜,省公路局考核的年平均好路率达到92.5%。
丽江地区交通发展情况概述
丽江地区自古以来既是滇藏、滇川的交通枢纽,也是云南西部的咽喉。但是因其山高谷深,江河纵横,重关复隘,交通不便,严重妨碍着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往来。历代各族劳动人民为了改变交通闭塞状态,进行了前赴后继,坚苦卓绝的斗争。遍布全区纵横曲折的山区步驿道,南方丝绸之路也贯通其中,是各族先民历尽二千多年艰辛劳动,逐步开辟并不断改善而建成。丽江地区与四川成都之间的步道,秦汉时期即已打通。一条以丽江起,经永胜、宁蒗、盐源、西昌顺延到成都,称“润盐古道”、“牦牛道”(西夷道);另一条从丽江经大理、姚安、西昌达成都,古称“姚嶲道”,这两条通道均属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丽江地区所需的盐、铁、布、帛和牲畜、山货、药村等均从这些步道运进运出。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跨金沙江铁桥,建于隋末唐初,距今已有1400多年(其遗址在今丽江县塔城乡,当时名铁桥城),铁桥城是唐代云南省内最早而且较大的五个贸易集市之一,十分有利于滇藏贸易往来。根据《元史本纪》、《元史·地理志》、《元史·兀良合台传》等史料记载,并经方国瑜、洛克、杨启昌等查证,蒙古军第二次进军云南的行军路线是:蒙古宪宗皇帝即位的第二年(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即公元1252年)七月,命其弟忽必烈率军南征大理,统一云南。当年八月,忽必烈从现在的河北省北部和内蒙古南部一带西进,经宁夏到达甘肃临洮结集,号称10万劲骑。次年九月由临洮达四川北部的忒刺(今四川松潘),兵分三路进军云南,十二月平大理。忽必烈所率中路军自松潘至满陀城(今康定),过大渡河,经行山谷二千余里,从四川木里、盐源一带至云南宁蒗县的永宁坝日月和稍事休整后,翻瓦哈山(大药山)直下到金沙江边。“自卡头济江”,“卡头”在丽江县奉科乡善美行政村恒可自然村,是丽江通往永宁、木里等地的大渡口之一,奉科对岸是宁蒗县拉伯乡拉伯行政村(拉卡喜里)。忽必烈“革囊渡江”的遗址就在丽江县奉科。中路军渡江后受到土酋迎降,随即翻过太子关(原名雪山门关)到了罗邦、罗寺,“罗邦”即纳西语“拉汝”,指今宝山乡果乐行政村。再翻鸣音直下“大匮”,即金沙江即金沙江边的大具坝,摩些头领降。三日后忽必烈从大具率军到丽江坝(三甸),又受到摩梭首领归降。当年12月,忽必烈亲率中路军首先到达大理城下。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走晏当古道,自松潘分路后,经旦当岭,从理塘、乡城一路进入云南省中甸县境内(晏当古道的晏当指小中甸),受到么西二部首领迎降,然后居高临下到金沙江边中甸格露湾一带革囊渡金沙江到丽江的巨甸、塔城一带顺江而下。巨甸一带的金沙江沿岸有几个重要渡口,都与通向中甸的晏当古道相衔接。巨甸在元朝以前称“九赕”,元代初改为“巨津”,意为大渡口。兀良合台的西路军一路发生战斗,在忽必烈所率中路军到达大理城下两天后才赶到。隋唐以前,丽江经剑川、大理、楚雄至昆明市的十八站古道已修通,区内关、哨、汛、塘、铺等设置,最早始于元代。丽江往北的交通线,与藏、康、川之间的古道相交。丽江地区内的步道网络最迟在唐代形成。本世纪30年代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足迹,永远留在金沙江两岸崇山深谷间的险峻小道上。抗日战争中期,日本军队切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封锁了我国西南国际交通。云南——西藏——印度(南路)或四川——西康——西藏、印度(北路)的世界屋脊丝绸古道,从滇西重镇丽江经西藏拉萨转道至印度葛伦堡之间,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在这条雪域高原古道上,有1万头以上的骡马和牦牛,克服了空气稀薄、气候寒冷、山道险陡坎坷等困难,用溜索、皮筏渡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拉萨河、雅鲁藏布江等急流,跨越海拔5000~6000米以上的白马雪山、拉里白打、油母从腊、施贡腊,以及喜马拉雅山;走过渺无人烟的五百里后藏帕里草原,每年从印度运到丽江的货物约1万~1.2万驮,为后方物资供应紧张起了一定缓和作用。丽江既是到昆明、下关的中间站,又是从印度或拉萨到丽江的终点站。这期间商贾云集,号铺林立,骡马进出,熙来攘往,使丽江市场繁荣兴旺。茶马古道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商道。建国初期,沿着上述古道,翻雪山过急流,以人力背牲畜驮的方式把大批支援解放西藏和平息叛乱的支前物资,及时运送到边僻的藏彝地区。中缅划界,贡山独龙族自治县急需的大量物资,全靠人力畜力,从羊肠小道翻越碧罗雪山、高黎贡山,横渡澜沧江、怒江急流,及时运输。
丽江地区的公路建设,可上溯到民国23年(1934年)大(理)丽(江)公路的修筑。大丽公路起点为大理城,止点为丽江县城。经邓川、洱源、牛街、剑川。1934年4~5月间,省政府为了打通滇康、滇藏之间的公路通道,就组织了两个测量队,在大理、丽江之间相向勘测,同年10月测毕,全长179.9公里(丽江境内63公里)。建高厅根据沿线户口及分担的工程情况,分别规定了3~8个月期限,以期在民国24年(1935年)将公路修通。民国23年(1934年)12月7日丽江县负责修的路段开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理至丽江段公路施工停顿。民国29年(1940年)复工,进展仍甚缓慢。民国31年(1942年)5月,日军侵入腾冲、龙陵后,此路施工又一次停顿。民国35年(1946年)3月,滇西警备司令部命令大丽公路不能通车之县,须于短期内将公路抢修通车,并派工兵营前去协助。丽江县出勤民工及石木工3000多人,抢修境内的路基桥涵,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紧张抢修。大丽公路经过断断续续施工,终于在民国35年(1946年)5月勉强完成便桥便涵毛路通车。5月9日,滇西警备司令官由大理城试车到达丽江城。第一辆试路汽车呆了几天就返回大理,从此大丽公路所剩路基土方近24万立方米,石方8万多立方米,桥27座,涵洞303道工程,一直停顿下来。丽江区域内花了十来年的时光,耗工80余万,公路工程技术人员及民工历尽艰辛,作劳任怨修成63公里土路,由于无人管理养护,任其洪水冲刷,到处坍塌,汽车不能运行。丽江地区各族人民迫切期待汽车运输取代人背马驮的愿望,在建国前依然是个泡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将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作为巩固国防、建设边疆、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工程,十分重视,优先安排。1950年8月,滇藏公路下关至白汉场、白汉场十字路口经石鼓至巨甸小河口、白汉场至丽江县城三线共299公里公路,相继由国家投资,省滇藏公路工程局施工。1951年底,三线公路全部竣工,经验收后移交下关公路养护总段接管养护,成为丽江地区最先开展汽车运输的道路。并为打通巨甸至维西(马车路)、丽江至中甸、中甸至德钦、德钦至盐井(西藏)、中甸至乡城(四川)等公路奠定了基础。
1950~1960年的10年期间,从参加修路的管理人员及民工当中选拔输送到省公路施工专业队伍去的大批人员,通过专业学校培训和修筑公路的实践,培养成为踏勘、测量、施工技术人员和修建桥涵的石工及爆破能手。为了在最短期内改变全区交通闭塞面貌,1958年3月24日成立丽江专区筑路指挥部,由副专员和万宝作总指挥。省给每公里0.3万元补贴,由财政局统一管理使用,省交通厅派人前来协助,本区参加筑路的干部,由专署人事科管理调配。各县成立筑路指挥部,由县长挂帅,下设大队,由区(镇)长任大队长。勘察测设由省交通厅派来的技术队伍负责。采取边测量边施工,各县分段包干,日夜苦干,进行抢修的方法。重点修建从丽江县城起在树底渡金沙江、过米里铜矿、方家村、战河、荣将到达华坪县城,横贯全区4个县的干道丽华公路。丽江、中甸、维西、永胜、宁蒗、华坪6县民工高峰时共上阵3.7万多人。于1958年7月全线相继开工,1959年元月打通土路,20多辆货车从丽江县城出发,在树底用木船渡过金沙江激流,第一次顺利驶进永胜县城和华坪县城。丽华公路除留下300人维修养护外,其余全部民工随即下马。1959年10月,四县均组织民工对丽华公路分段进行抢修水毁塌方,加宽路基,重点铺筑底层块石,力争全线晴雨通车。
到1960年6月修通战河至宁蒗县城毛路63公里,全区实现了县县通公路。宾川至片角、片角至永胜瓷厂公路也于1958年通车,从瓷厂至永胜县城的22公里于1959年5月接通。但因还未建成跨金沙江公路桥,来自昆明方向的大批货物卸在金沙江南岸,陆续用木船渡运,费时费力。
1960年11月丽华公路树底柔性钢索吊桥建成通车,取代了金沙江汽车渡船。1963年1月,祥云至永胜公路跨金沙江的金江吊桥建成通车。
全区的交通工作在行署和省交通厅的领导下,从此以养好现有公路为主,把公路养护工作放在首位,巩固和提高道路质量,为运输需要提供较好的交通设施。1962年7月,省交通厅批准将近年来地方修建的公路584.5公里(含丽华公路289公里,永胜至片角116.5公里,战河至宁蒗63公里,丽江至辛屯30公里,巨甸至维西86公里),由省公路管理局丽江养护总段接管养护,随即办妥一切移交手续。民办公助修建丽江至华坪300公里公路在半年内抢修通车,但因山高谷深,施工困难且修建时间迫促,只图速度忽略质量,以致路窄、坡陡、弯急、临时性桥涵居多,公路修通十多年,一直无法通行客车。每到雨季就阻车,虽经年年整治,但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丽江到永胜被迫绕道下关。1977年,省计委、省交通局联合形成《关于改建丽江至永胜公路的通知》,批准丽永公路改建工程由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院第一测量队测设,地区负责组织施工,投资由省在养路费项下逐年安排。1977年10月开工,经四年多的艰苦劳动,丽永公路全线工程于1981年12月竣工,跨金沙江的金安大桥,相继于1982年4月建成,5月1日全程畅通。丽永公路新建83.6公里,改建17公里,实际完成投资1608万元,为地区内建国以来由地方施工建成的第一条三级公路。移交省管养后随即铺设油路,1991年已实现全程次高级路面。丽永公路是紧紧连接地区首府与金沙江以东三县和与攀枝花市相通的主要纽带,因其技术等级高,行车顺适,1990年行车密度达1547辆/昼夜,年均好路率93.1%。针对全区公路设施技术标准普遍滞后的实际,“七五”期间,地、县交通局经调查研究,在掌握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报请省交通厅直接支持,协同公路总段,集中人力、财力,新建和改建省道215公里,县道82公里,乡村道42公里,人马道481公里。共动用工日611万个,完成总投资4838万元,提高了道路技术标准,为行车和人畜通过提供了较好的交通条件。新建改建省道当中,包括拉(市)石(鼓)公路新建28.6公里,利用214国道4.6公里。与原公路相比,石鼓至丽江缩短22.8公里,中甸至丽江缩短21.5公里,中甸至维西缩短28公里。早于1982年5月,丽江地区交通局就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拉石线进行踏勘。1988年经省交通厅批准列入改建项目后,地、县交通局组织技术力量,先后三次对该线进行初测,在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院的大力支持下,使设计方案更科学、更完善。1989年5月经省公路局批复同意拉石公路改建工程开工,由丽江县人民政府包干承建,丽江县政府组建了由地、县交通局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组成的工程指挥部,于当年6月破土动工,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全线工程已于1991年9月全面竣工,于1991年移交省属丽江公路总段管养。宁蒗县战河至华坪县城公路,系“大跃进”期间突击修建的丽(江)华(坪)公路的一段,因技术标准低、路窄、弯急、坡陡,最高海拔高达3350米,客车、拖挂车雨雪季不通车,宁蒗县大量木材运出,工业品及粮食调入,只能从永胜绕道,延长运距67公里,每年要多花运费300多万元。为使宁蒗东出华坪、攀枝花市的公路切实发挥经济干道的作用,“七五”期间分三期改建战华线49.5公里,1993年完成第四期改建30公里,共计完成改造工程79.5公里,已达全线需改建总里程82公里的97%。基本符合四级路标准。
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丽江地区的公路现状基本构架是:以一横三纵为骨干,辐射到乡、到村的公路网初具规模。东西横向公路即西起维西,经巨甸、石鼓与214国道交会后,经过金安大桥、永胜县城、华坪县(荣将)至攀枝花市。南北向三纵第一条从昆明、大理经白汉场、跨继红桥、通中甸,连西藏;第二条从邓川过鹤庆,经丽江三义飞机场、丽江县城,玉龙雪山景区、鸣音至奉科乡属春头(三江口);第三条即祥宁线,从祥云起过宾川、经永胜金江大桥、永胜县城经宁蒗县战河到达宁蒗县城(向东可延至四川盐源县,向北至永宁泸沽湖,再到木里瓦厂)。经过40多年来年复一年努力修路,加强养护,不断改善,公路向纵深发展,路越修越直,越修越宽,开山越谷,不断伸向偏僻山村。到1993年止,丽江全区拥有公路4514.6公里,为建国前63公里毛路的71.7倍;其中由省管养的干线830.6公里(含国道67公里,省道763.6公里);跨金沙江永久性大桥2座(继红、金安),中桥16座,小桥85座,柔性钢索大桥1座(永胜金江大桥)。地县管养的公路3684公里(包括县道115公里,跨金沙江树底吊桥1座,县乡道1165.1公里,专用道468.2公里,乡村道1935.7公里),其中三级公路31公里,四级公路464.9公里,二级公路2.2公里,等外公路3185.8公里。油路67.4公里,弹石路面20公里,沙石路面807公里,未铺路面2789.5公里;永久性桥239座5301米,其中石拱桥200座4330米,钢筋混凝土拱桥11座362.2米,钢筋混凝土平桥28座638米,实现了县县通公路。69个乡(镇)中已通66个乡(镇),占95.65%;444个行政村已通公路340个,占76.6%。由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和人民的支持,交通部门对公路不断进行改造,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集中技术力量,争取省交通厅的大力扶助,全区公路等级、技术标准、通过能力、抗灾能力、路面质量等各项技术指标逐年有了明显提高。
到1993年,全区有驿道111条2951公里,人马吊桥40座,参加营运的骡马650匹,畜力车437辆。1993年完成短途物资运输4.2万吨,使边远山区高度分散的少数民族村寨运进生产生活所需物资,运出土特产品有了保障。区内的航运建设,以金沙江为重点,包括宁蒗泸沽湖、永胜程海,共已建造23艘机渡船,渡口码头54座。这些基础设施,为人畜通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随着公路建设平均以年净增100多公里的速度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改建或改造,加强养护等措施,公路等级、路面质量都不断提高,为机动车运输铺平了道路,为工农业生产和经济技术发展改善了运输条件。近十多年来,机动车不断成倍增长,到1993年全区机动车拥有量达15640辆,其中民用汽车5930辆,为1952年的2965倍,为1980年的3.7倍。大型客车有188辆7980座,为1962年的31倍多,为1980年的近3倍。小型客车有1125辆7431座,为1962年的75倍,1980年的10倍多。载货汽车4327辆(含小型货车792辆),总吨位17263吨,为1962年28倍和1980年的3.3倍多。其他机动车有2358辆,拖拉机7352辆。全区机动车驾驶员16573人,其中汽车驾驶员5659人,拖拉机驾驶员7570人,其他机动车驾驶员3344人。全区联户、个体户机动车总计9890辆,其中载货汽车1360辆。小型客车141辆954座,其他机动车1630辆,拖拉机6900辆。1993年地区国有运输企业汽车营运情况:载客周转量完成5491万人/公里,平均车数54辆,平均客位2144座,完好率87.88%,工作率79.71%,车日行程134公里,里程利用率100%,客位利用率65.84%。全区1993年客运经营单位20个,其中交通专业5个、非交通专业4个、私车11个;参运车辆161辆,交通专业144辆,非交通专业4辆,私车13辆。营运线路共88条,其中跨省5条,跨区16条,跨县12条,县内55条。营运班次共205班,其中跨省18班,跨区36班,跨区36班,跨县30班,县内121班,夜班车1班,白夜班车4班。目前全区尚有3个乡还未通公路,住地到车站还需跨山涉水。从总体上已基本解决乘车难过河难的问题。1993年全区交通专业运输企业,载货汽车平均143辆715吨位,货运量完成11.8万吨,周转量1441万吨公里。车辆完好率83.5%,工作率65.7%,实载率79.7%,车日行程105公里,车吨年产18889吨公里。平均百吨公里油耗:汽油9.8升,柴油7.5升。短途运输中,运输量合计完成4.4万吨,82万吨公里。其他机动车完成运输量187万吨,2025万吨公里。参加短途运输的畜力车465辆,驮畜470匹。从50年代靠人力背、牲畜驮的运输方式占运输总量的98%以上,转变为目前机械动力的运输方式占总量的近99%,而人畜运输只占1%以下。近十年来已初步实现货畅其流,人便于行。随着机动车辆成倍增长的需要,机动车辆维修行业蓬勃发展,全民、集体、个体乘市场经济东风争先开业,为运输车辆及时服务。到1992年,全区维修业实有249户,为1988年的3倍。以所有制划分:全民51户,集体25户,个体173户。从业人员共2715人,其中工程技术员357人,管理人员310人,工人2048人,形成了一支可观的维修队伍,年大修客车38辆,货车194辆,小车132辆,摩托车204辆。基本解决了修车难的问题。
地区交通经过40多年来的发展,已形成以中共丽江地委、行署驻地丽江县大研镇为中心,以国道、省道为骨干,干线支线相连,城乡贯通,向乡村、工矿,特别是旅游景点辐射的现代交通网络,成为滇西北现代交通咽喉,每百平方公里面积有公路21.9公里,每万人平均占有机动车160辆,其中汽车60辆,拖拉机69台。还有遍及城乡的手推车、自行车。结束了长途物资靠人力肩挑背负,牲畜代步和客商全凭两条腿走路或骡马驮运的历史。渡江过河靠溜索、竹筏、革囊,费时费力、险象环生的场面,已由快捷安全的大桥、汽车所取代。
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地区丰富的煤、黄金、铜等矿产,木材、水电资源的日益广泛开发利用,尤其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境内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由资源优势向商品优势转化。为引进现代科技,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城张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扶贫救灾等方面,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摘自《丽江地区交通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概述,标题由编者所加
花马国里尽朝晖
石刘栋
巨甸是一个风景秀丽、物产富庶、历史悠久的地方。汉时名“九赕”,隋设神川都督府,唐建南诏铁桥节度,元设“巨津州”,又称“花马国”(“昔元世祖驻跸于此而封”——木公《华马国》诗原注),清时名“巨甸”并沿用至今。玉龙县第五中学就诞生在巨甸这块热土上,坐落在巨甸坝西山脚下。
巨甸虽在明代时就有学校,但在1958年以前还没有中学,巨甸人读中学要到丽江大研镇、维西、大理去读。1958年,丽江县委作出“区区有中学,社社有农中”的决定,并派毕业于大理一中时任九河龙应完小教师的洱源人张永林前往巨甸创办丽江县第五中学。当年招收两个初中班,向驻巨甸部队借来课桌、向金山旺李登科和李文昌家借房屋做教室上课。1959年4月学校迁到巨甸兴化寺、借用庙宇上课。这两个班后合并为初一班,于1961年毕业。1959年招收初二班,于1962毕业。1962年,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丽江县五中归并到丽江县四中,丽江县第五中学校址办成巨甸完小一直到1969年。1970年,丽江县第五中学恢复,主要招收高中生,并接收巨甸完小附中初中生,命名为初一班,同时招收初二班,又于1973、1974年招收初三班、初四班,1980年招收初五班。至此,丽江县第五中学成为一所完全中学。2003年丽江撤地设市、区县分设,丽江县第五中学更名为玉龙县第五中学,9月,巨甸镇中学归并到五中。
“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勤工俭学”是玉龙县五中一大特色。1958年创办学校时一无所有,建校木料是张永林校长与塔城乡联系,由塔城乡人民群众把木头砍好,扎成木筏顺江漂下,在巨甸金河丁良木村上岸,由师生搬运到工地。砖头由师生到砖瓦厂去背,石灰由师生到中甸格兰去背。师生们边上课边建校。一年后,玉龙县第五中学第一个建筑——一座俄式大楼拔地而起,全体师生由寺庙搬进学校。1970年创办高中时,先后任校长的杨学文、李振渊带领师生砍木料、运木料、背石头、打地皮,建成了食堂、大礼堂、师生宿舍、办公楼,改善了办学条件。组织师生养猪、种菜、种粮食,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改善了师生的生活。艰苦创校及勤工俭学活动,不仅改善了教学、生活设施、提高了师生生活水平,还培养了师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克服困难的毅力、热爱劳动的品质。从五中走出的师生,每当谈及这一段生活,还沉湎于红红火火的劳动场面,念念不忘在经过艰苦劳动后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认为是一笔无法估量的人生财富,这个财富是使自己在往后的工作、生活中能战胜一切困难并取得胜利的源泉。学校也先后被国家、省、地、县评为“勤工俭学先进集体”。
“科学严格的学校管理、优良的校风、优异的教育教学成绩”是玉龙县五中又一特色。建校50年来,玉龙县五中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为当地培养更多人才”为办学宗旨。进而实行了科学严格的学校工作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制度。其管理制度,曾为丽江县许多学校视为楷模。学校领导率先垂范,教师爱校如家、爱岗敬业、克己奉公,曾获“全国优秀班主任”称号的李振渊、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的木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和第二届“陈香梅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鲍延、选为国庆观礼代表的和承勇等教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全体教师一切为学生着想,节假日辅导从未计较过报酬,有的教师在父母去世、妻子分娩时自己仍在上课,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人到人才的培养、党的教育事业中。学校大力开展教育科研活动,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曾受上级相关部门表彰和推广,丽江地区教研室曾授予五中以“教改之花”的匾牌。早晨4点后,学生已在教室点着蜡烛看书,晚上11点全巨甸按规定停止供电后,五中学生仍在教室看书,直到点完一支蜡烛。中午、晚饭后,校园里、山坡上、田埂边,到处是学生手捧书本读书的身影。勤奋、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届届相传,成为传统,致使教职工子女、学校周围村里的孩子,哪怕只有两三岁,也在模仿五中学生看书。五中的良好校风有口皆碑,吸引了不少丽江大研镇、香格里拉县、德钦县、维西县的莘莘学子到五中求学。中考成绩一直名列丽江地区前茅,尤其是1983年到1987年的中考获丽江地区“五连冠”,在丽江引起轰动。二年制高中生跟其他学校三年制高中生在高考中也可一比高低。参加各种学科竞赛,先后有400多人次获国家、省、地、县的奖励,和文英曾获全国“学赖宁奖章”。50年里,五中共培养了4800多名初中生,其中1000多人考上中专,2000多人考上高中;共培养了近3000名高中生,近千人考上全国各地大专院校。这些学生毕业后,有的当上科学家,如中国石油总公司润滑油分公司总工程师杨俊杰;在云南省农科院工作、留学美国获博士后学位的郑树松等;有的当了大学教授,如留美博士、武汉大学教授潘国成,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秦丽辉等;有的当了记者,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李刚等;有的当了军队领导干部,如德宏军分区原司令员赵鸿麟;有的当了政府领导干部,如大理州州长何金平、玉龙县副县长木志英等;有的成为学校领导,如丽江市一中校长和永,古城区一中书记和庆中。多数分赴到祖国建设的各个部门,发挥着他们各自的才干、创造着他们自己的辉煌。五中以优异的办学效益,赢得社会的好评,被誉为“办学楷模”、“金沙江畔的一颗明珠”、“丽江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学校被评为云南省“绿化甲级学校”、“文明单位”、“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丽江地区“精神文明单位”、丽江县“文明单位”。
玉龙县五中还是一个教师培训的基地、干部成长的摇篮,许多分配到五中不久的新教师在这个火热的熔炉里迅速成长,很快成为本校教学骨干、教学能手,还以优异的教育教学成绩调往丽江县各个中学,其中调人玉龙县一中、古城区一中的人数为最多,达50多人。这些老师在新的学校发挥着教学骨干作用,许多人成为学校领导,如张永林后任四中校长,李振渊后任农校校长,和克纯后任丽江师专副校长,和寅虎后任七中校长,赢振义后任玉龙县进修学校校长,余建国后任玉龙县职高校长,梁中武后任丽江市民族中专副校长,汪多伦、木圣先后任丽江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等;还有的担任了政府领导干部,如云南省人事厅厅长解毅、丽江市交通局局长和承勇等。
玉龙县第五中学还以其丰厚的校园文化内涵、良好的社会办学效益对周围乡镇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推动促进作用,各乡镇人民提到五中,都动情地满含热泪盛赞她、感谢她。
历任校长张永林、杨学文、李振渊、和寅虎、和承勇、木圣、鲍延、元森,现任校长张永康,他们为玉龙县五中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中曾拥有的辉煌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并载人玉龙县教育的史册。目前,五中又以崭新的姿态,向着“创办精品初中、再创新的辉煌”的目标奋勇向前。
选自《丽江教育》2009年第1期,作者系玉龙县一中教师,曾在玉龙县五中任教
老树生花无丑枝
———《王德炯文学作品选集》序言
杨杰宏
掐指一算,认识王德炯先生已有十五年了。我一直尊称王德炯先生为“王老师”。王老师出身古城诗书人家,家学渊源深厚,自小受到严格的家教,学习成绩一直优异,并毕业于丽江地区一中,如果不是遭逢“文革”,本来可以走一条“学而优则仕”的坦途。但因时代的造化,王老师中学一毕业就当了知青,先后过农民、民办教师、基层供销社职员、财务会计、企业管理人员等,可谓多岗位锻炼,见多识广。命运弄人又造化人,祸福相依。
纵观王老师的大半生,有两个不同的人生乐章,前半生就像一颗螺丝钉,党和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无怨无悔地奉献青春,甘洒热血,这样一干就是30年!退休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成为一名改革开放时代大潮里的弄潮儿,先后从事过财务主管、公司副总、特约记者、杂志编辑、广告文案策划、企业大部等职务,同时热衷于文学创作,20余年间有200余篇作品见诸报刊……王老师的两大人生乐章虽各有不同的时代主题,但其基调、风格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犹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直紧紧地扼住命运之神的喉管,奏出了生命的最强音。上下求索,苦难辉煌,这也是王老师给我的最强烈的人生启示。正因为经历了这么多起起伏伏的时代悲歌,反而铸就了王老师宠辱不惊、坚毅沉实、幽默风趣的人格。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学校到学院的书生而言,无异于结交了一位难得的人生良师。王老师既是良友,亦是益友。每次田野远足,或友人相聚,或参加各类活动,只要有王老师在场就有了快乐的保证,或一段轶闻趣事,或一句精彩点评,似言不及意,却又切中要害,意味隽永。有个单位的办公室是个大房间,隔成了两个房间,把职工与领导分开来。王老师说这是人畜隔离法。大家听了不禁宛尔。
王老师退休后的人生精彩纷呈,可以说战斗中的王老师是幸福的。当然,王老师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旁有五六个“臭味相投”的至交:从事丽江旅游文化研究的杨金山先生,丽江对联研究专家——杨陆先生,丽江古城文化研究者——年建生先生,丽江文史专家——和尚武先生,丽江古乐研究者——余崇先,丽江书画家——周廷伟先生……通过王老师,我有幸加入到这一个蕴涵文化品味,又极富人情味,生活情趣的“文人俱乐部”中,多次一同忘情山水,闲情偶寄,吟诗弄墨,把酒浇垒,长歌当啸,数风流人物,不亦快哉!无独有偶,想起另一个与之相映成趣的文化群:肖煜光、杨泽民、车文光(四柳)、杨兆鹏、吕印、杨鸿荣、和继军等6、70后组成的文艺老青年群,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吹拉弹唱,歌舞球艺、书画诗词无一不通,无一不精,他们玩纳西古乐出神入化,搞画展,成立画院,搞民族现代流行音乐,《净地》风靡丽江至今仍是一个奇迹,他们无酒不成欢,嬉笑怒骂,天马行空,他们看似玩世不恭,却能玩出水平,玩出境界。从净地乐队到“可喜可乐秀”、纳西讲聚营,纳西语版的《唐伯虎点秋香》,成为纳西母语传承的新亮点,他们是保护民族文化的英雄!何以在此说起这些事?其实看似形散,实则神不散。王老师的朋友圈也好,肖煜光兄弟的文艺圈也好,从他们身上可以深切感受到丽江古城,乃至滇西北这块金川玉璧间千百年来未曾中断过的文脉,从未消散过的文气!有人断言丽江已经死了。其实,他们只看到丽江急剧变迁着的文化的一面,未感受到仍在深层跳跃着的丽江之魂。在王老师、肖煜光他们身上,我一直感受到丽江文脉搏跃如初,丽江文化在他们那里得以延续、再造。这样一说,感觉里似乎有了些悲壮的意味,“铁肩担大义,妙手著文章”。尤其在现代化冲击下传统文化危机重重的当下,他们的这种担当更让人肃然起敬。其实,是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化人,文化养人。如果我们创造的文化都是让人敬而远之,那么让人沉重、乏闷,这样的文化再古老也没有了活力,没有必要为此患得患失。与王老师们相识相交,相与如婴儿,相交无畦田,亦师亦友,载笑载言,如坐春风,不亦快哉!
有时,我也在想,王老师身上散发出来这种坚毅乐观的精神除了与时代境遇相关外,与其家学传统也有内在关系。王老师在《泽以长流乃致远——云南丽江古城王氏家学渊源寻踪》一文中也叙及了这一深厚的文化传统,王老师的曾祖父——王镜亭先生是云南名士,一生辞官不作,潜心于书画琴学,著述颇丰,著有《易学春秋随笔》、《“二十四孝”及“二十四悌”论文编》、《左传卜筮纂录》、《琴学摘要》、《经子分类随笔》、《听水轩文稿》等数十卷,著名教育家汪懋祖赞“诗清淡而画平远”。祖父王王人吉是地方教育家,民国时期他先后创办了“丽江县女子简易师范学校”“县立初级中学校”两所学校,为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王老师的父亲王运恒擅长于诗词歌赋及书法,曾任丽江玉泉诗社副社长,著有《影痕集》、《听水轩续吟》两文集。人类学家林顿认为,人类最早习得的文化是最持久的。如果没有这样深厚的家学渊源,或者换个人,退休以后他的人生选择不一定抓向那枝笔。评论文章贵在知人论世。可以说,王老师的家学渊源构成了其自身人格、文格的文化背景。慎终追远,阐幽发古成为王老师创作的一个主题,家庭、家族、民族、家乡、亲人、故人在斑驳的时光记忆沉淀,升华,酿成了一泓深澈的情感湖水,温润着那一段段苍桑往事。《泽以长流乃致远——云南丽江古城王氏家学渊源寻踪》《寸草难报三春晖——记忆中的母亲》《纳西“银杏老人”周廷标》等文章是抒发的是对家族、家人、亲人的怀念、感恩之情;《格桑花为爱而开》《神路,人类精神的天堂之旅》《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一个人和一个家族在茶马古道上的记忆、文化与生活》《蹄韵香融古道霞》《活着的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茶马情缘》《古道热肠添锦绣》则是在寻找茶马古道以及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纳西“涵紫谷”》《纳西古王国的今世前缘》《守望故土一千年》《灵石之韵》《还愿玉龙雪山》《三江并流天下胜,世界遗产耀千秋》《生长恒久魅力的地方》《女儿国之恋》《金沙古渡》《梦幻汝寒坪》《感受“玉柱擎天”》诉说的是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恋与皈依;《一位用雪水濯洗灵魂的人——写在杨铨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在上苍赐予的园地里——走近王志泓先生的艺术人生》《玉泉诗社文化老人素描》《八千里路云和月——访抗日老战士、丽江市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和诠老人》《春雨银铃、大地飞歌——记著名纳西族音乐家余崇先》等作品是“以文识友”家风的真实写照。
王老师的晚年是幸福的,但这一幸福却是由不幸造成的。时光不能倒流,但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政治运动,没有发生“文革”,依王老师这样的家庭传统,考个大学,钻研些文艺,搞点诗书画并不太难,甚至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大家。但残酷的时代命运把我们的王老师从诗书礼义之家抛到了“猴子爬坡掉眼泪”、解溲需要抱树桩的高寒山区。山区与古城构成了文化的两极:小桥流水人家——高山寒风山寨,温文尔雅——粗朴直率,耕读传家——刀耕火种……这些高寒山区虽也笼罩在革命话语中,但真正左右人们意识形态仍是古老的东巴文化,以象形文字叙述的神话世界。荒诞时代,蹉跎岁月,青春无悔可能只是一种聊以自慰的精神治疗。但在这样一个与以前成长环境迥然不同的世界里,王老师遭遇了诸多文化震憾,也收获了人间真情,山里人的情感犹如山泉水清澈透明,捂化了曾经的冰冻心事。“在纯天然辛香、酸辣味氛围中,主人客人围坐火塘,娓娓道来山里山外事家常事,悠悠叙说如烟往事,自有一番其乐融融的情趣”(《山蔓草,酸石榴》)这段山区人生经历使王老师多了一份大山情怀,一份纯真朴实的大气。我自幼生长于农村,自认为自己身上有一股土气,但与王老师交往过程中,并未感觉到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从王老师言行中也并未听到“东巴不进古城”“东巴就是封建迷信”之类的话。王老师总说是从大山深处的平常人那里得到了最真实的情感。王老师身上的诗人气质与平民情怀是相辅相成的,他的激情、真情源于对民众苦乐生活世界的深切了解与血脉相连,而他的目光与笔尖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一直为他们点赞。他回望峥嵘岁月——《风吹鼙鼓山河动》《守望长江第一峡》,回忆《真珊妹子》,捡拾起遗落的《纳西“珍苴”》《从丽江“和合”文化中发现的那些人和事》《走近丽江市古城区畜牧科技带头人张玉生》《回忆在茶马古道上的支前岁月——杨炳文口述》《跋涉在人类记忆的经典丛林中——走近纳西族学者和力民》无一不散发出沉实感人的泥土气息。
多难兴邦,逆境造人。严酷的政治气氛,艰难的生存环境,把王老师从古城人锻炼成了山里人,应了孟圣人的古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精骨,饿其肌肤。”但我们不能无原则地赞美这种逆境,毕竟逆境出人才,但也毁人才,甚至毁掉的人才远甚于成就的人才,“文革”就是明证。对于那个荒唐的时代,蹉跎的岁月,我们仍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能让时代悲剧重演。实话实说,王老师的文章充满了积极向上,豁达乐观之人生态度,或者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相应地,这种报喜不报忧的风格,也带来了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尤其对历史与现实少了些深沉的忧患与思考。细细品味,王老师的行文风格中似有杨朔散文影响的因子,借物抒情,歌颂新时代,讴歌新生活、新事物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评价那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既要对这些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这些作品产生过良好的社会推动作用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同时也对其带来的主题先行,政治化、格式化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也要予以批评,这样才能不让“后人复哀后人也。
经常听王老师讲起过以前在山区村寨当知青、工作的轶闻旧事,隔了时空,原来沉重苦闷的生活显现出黑色幽默的一面。我是多么希望王老师多讲些这方面的故事,多写些隐藏在黑色幽默里的百态人生。不久前,在郭大烈先生处听到这样一件真实的往事:住在金沙江边的一个纳西族农户,因超生而交不起罚款,不堪忍受逼交罚款之苦,决定全家自杀来解脱。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一家老小全穿戴一新,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饭后,一起走向雪山脚下的金沙江峡谷,准备在那里跳江自杀。有个村民在半道上遇见这一家人后,感觉不祥就通报给村公所人员,村长带人赶到江边时,发现一家人已经站在了一个陡峭的悬崖边。因相隔近一公里,村长高声传话,温言劝慰,那个家长凄然作答:“这辈子来人世间太苦了,活着不如死去,来世再见吧。”言罢,全家人都跳到汹涌的江流中……每次听东巴吟诵,以及《纳西古乐》《谷泣》《默达》,总感觉越过一片遥远的时间海,依稀听到一个历史老人的叹息声。为什么这些传统的纳西声音总充满了深重的历史感?总让人心有所寄,魂牵梦萦?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个腔调、旋律、韵味里凝结着深沉的民族历史,透露出这个民族筚路褴褛,上下求索的心灵史。
王老师幸福的退休生活才渐入佳境,人生第二春才开始,老树生花无丑枝,有理由期待王老师写出更有份量,更有历史感的佳作!
注:本文系《王德炯文学作品选集》序言,本书于2016年10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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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炯,笔名文思、金江风,纳西族,丽江古城人,大专毕业,1950年12月生,曾为“老三届”知青,从事教师、财务会计、企业管理等工作。1998年6月退休后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出版专著有《神驰依古——摇响在纳西家园的岁月风铃》(诗文合集·与他人合作)、《马蹄踏过玉壁金川——写意丽江散文集》、《丽江的城市表情——丽江本土广告品牌策划案例》等;策划、主编家父王运恒遗作《听水轩续编》(散文集)。
丽江市佛教法会、戒律、典籍、寺院制度简介
丽江市民宗局
一、法会
丽江市佛教法会活动,民间称之为“庙会”。据调查,丽江佛教法会活动因凡遇有节日都要举办一定规模的法会。具体活动时间为:正月初一,弥勒菩萨圣诞;二月八日,释迦牟尼出家日;二月十五日,释迦牟尼涅槃日;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四月四日,文殊菩萨圣诞;四月八日,释迦牟尼圣诞;六月三日,韦陀菩萨圣诞;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日;七月十三日,大势至菩萨圣诞;七月十五日,孟兰盆会;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出家日;九月三十日,药师佛圣诞;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十二月八日,释迦牟尼成道等节日。佛教虽有众多的节日活动,但丽江举行活动时,根据各地各寺的情况,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比较统一而且规模较大的有四月八日“浴佛会”,二月十五日“佛涅槃节”,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成道、出家,七月十五日孟兰盆会,还有永胜六德乡他留大德寺庙会。
浴佛会:又称“太子会”,于每年四月八日举行。佛教相传释迦牟尼诞生之时,有龙喷出香雨浴其身,故在佛诞日举行法会,以各种名香浸水洗刷佛象,供养各种花卉,并举行诵经法会。据乾隆《丽江府志略》载:“四月八日,浴佛会”,说明丽江的佛教界于清代初期就举行这一法会活动。
观音会:每年有三个节日,即二月十九日观音圣诞,六月十九日观音成道,九月十九日观音出家。丽江各地各寺院都要举行法会,念诵《妙法莲花经》、《观音心咒忏》等经典,其中永胜观音箐举办的观音会尤为隆重。法会期间城乡信众多往参加,进行拜佛进香活动,多时达万人以上。时间一般每次三天,法会期间最隆重、最为有趣的是求子活动,故民间又称为“求子会”。丽江市多数佛教庙宇均塑有观音送子像,届时许多结婚多年不孕的妇女前往朝拜、烧香、磕头以求早日生子。
孟兰盆会:民间俗称“鬼节”,或“中元节”,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据佛教传说,佛的弟子日犍连用天眼看到其母死后沦为饿鬼,受倒悬之苦,深为悲痛,便求佛相教。佛说其母犯了不施舍僧饭之罪而受如此苦痛,要他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备百味饮食,供养十方众生并施送香油、灯烛等物品,这样,其母及眷属可解脱诸苦。据《光绪丽江府志稿》载:“中元为孟兰盆会”。法会期间,念诵《孟兰盆经》,许多善男信女前往参拜,并为祖先亡灵进行虔诚祭供,以求亡故祖先不受苦痛,归回天国,并保佑自家平安,祈求幸福。
佛涅槃节:即释迦牟尼逝世的日子。相传,释迦牟尼成道后传教45年,于80岁在拘尸那城拔提河边婆罗树下,结束了最后一次传教活动,时间是农历二月十五日。故佛教界于每年二月十五日举行法会,念诵《遗教经》,纪念佛祖释迦牟尼。丽江自清代至民国年间每年在金山寺举行此法会。
他留大德寺庙会:在永胜县六德乡玉水、营盘、双河一带的他留人,平时主要信奉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但也信仰汉传佛教。在今营盘古城堡内(原为高土司调迁他留人住守的屯伍)建有一个寺院,叫做“他留大德寺”,内塑一尊“南岳哈弥佛”铜像。相传,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永胜高氏土司建鸡足山“传灯寺”。时有尼姑从湖南衡山南岳庙运送两哈弥佛铜像到传灯寺供奉,行至今玉水附近的江泥山时遭大地震(据载永胜县于明正德六年五月初六地震),一尼姑不幸染病身亡,佛像被遗弃在山上原始森林里。后被当地人发现运回,并倡修寺院,取名“他留大德寺”。寺内平时只有一个庙祝,烧香拜佛的信徒不多,只在每三年逢三月三日组织一次大型的佛事活动。因当地他留人平时没有研习经的信徒、居士,故在庙会期间诞请永胜城关居士来主持佛事活动(一般请来七八人),时间持续七天七夜。在这七天七夜的庙会期间,所有玉水、营盘、双河三个行政村的他留人,不分男妇老幼前往参加,进行拜佛活动。期间全部他留人只吃斋饭,严禁吃肉食,年老体弱不能前往参加者也在家持斋。主要内容是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噶玛噶举派法会活动:“都止跑么会”会期在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四日,念诵《金刚经》。
“都玛会”:时间在二月初八至初十日,为纪念观音菩萨节日(成道日),念诵《千佛观音经》。
“砌巴他升卡中会”:在三月初十至十二日,为祈求长寿会,念诵长寿经。
“拾兔会”:时间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死者安灵祭奠会,念诵安灵经。
“注措会”:又称灵洞会,或白观音会,为不孕妇女求子祈祷,时间在农历六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届时在灵洞中进行念诵《注措经》。由结婚多年不孕妇女家庭提供一头肥猪,作为做法会期间僧人的油脂开支(一般要争抢进行)。这个会只由文峰寺进行,其它寺院没有这个节日。前来参加朝佛进香者都由寺院供吃三天的饭食(一般挂帐记礼,往往达三四十桌)。
“加日东会”:时间在农历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由时祭东西南北中五方神灵,念诵《除秽经》,祈求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人畜兴旺,谷物丰收。
“本玛贝争东会”:为长寿会。时间在八月初十至十六日。会期前三天念诵《长寿经》,后四天念诵《金刚经》,为人祈寿。
“勒配措会”:为纪念莲花祖师节日。时间在十月十三至十五日,为噶玛巴派重要法会。念诵《金刚亥母经》、《三都经》,届时举行僧侣晋升仪式。
“冬至措”:为护法会,时间在十一月冬至节期间,一般为三天。念诵《护法经》。
“古东措会”:为跳神会,时间在十二月二十四至三十日(遇有小月时至二十九日结束)。念诵《金刚经》、《护法经》。法会期间于二十八、二十九两天举行跳神活动。跳神在寺院大殿前举行,参拜的人特别多时,则另辟专用的跳神活动场地(如文峰寺在大门外旷地中举行)。跳神时要穿神服和面具,面具主要有马鹿、猴、牦牛、乌鸦、猪、狗、虎等动物头面形象。每个喇嘛扮演的角色,由超本选择而定。跳神时由寺院乐队伴奏,主要乐器有大号、小号、唢呐、大鼓、铙、钹等。跳神结束后即举行送神仪式(送东玛,由炒面捏成的护法形象)。主要为庆祝地方平安、人畜兴旺、谷物丰收。
丽江噶玛巴派法会,除以上固定在各自的寺院里举行的法会外,还有如下法会活动:
1.“少坞当(束河)法会”:时间在每逢闰年的闰月初十五至二十日举行,会期将丽江境内五大寺所有的喇嘛都集中在少坞护法堂内,所有经书为明代木土司主持印刷的《甘珠尔》(这部经书平时只藏于普济寺木氏家庙内),届时全部喇嘛前往庙内将经书取出,当会期结束的最后一天,所有喇嘛都背着经书,到白沙附近村子走村串寨,主要内容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会期伙食全为素食。
2.白沙法会:俗称“北石当美空普”,时间为农历正月二十二日,会期只由福国寺喇嘛前往举行念经活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附近农民组织农具等日用产品进行交易,因而到解放初已逐步转化为“白沙农具会”。
3.“大佛寺法会”(又称弥老会):大佛寺原为汉传佛教寺院,为丽江木氏土司主持修建。寺址即今大研镇先锋街兴仁小学内,平时由汉传佛教和尚活动。但到每年的正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所有五大寺的喇嘛集中在该寺内举行法会,由福国寺负责主办,翁则(掌坛喇嘛)、二喇嘛分别由五大寺委派掌坛一天(但第一天只能由福国寺担任),主要念诵《长寿经》、《愿文经》等。法会期间,特请政府官员及大研镇范围的绅老、知名人士参加,由寺方负责组织斋饭,供他们食用。届时附近的市民、村民中的善男信女都前往烧香拜佛,提供寺院所用的燃油、香条等。
4.指云寺“三每夺许会”:俗称“荐亡法会”,时间在每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共十五天。相传清代出家的喇嘛立相为筹建指云寺,曾先后到丽江金沙江沿岸及中甸、德钦、维西等地做买卖,结识剑川一富商,曾向其借款修建喇嘛寺,后寺院落成,也有了一定的寺院经济积累。为讲义气,派指云寺喇嘛带上所借钱款去剑川还钱,不料,当还钱喇嘛到达剑川当夜,剑川突降暴雨,发生泥石流,剑川富商的房屋及全家人被洪水冲走遇难,无处还钱。过后指云寺派人到四川德格县四宝法王处说明原委,询问如何处置这笔借款。四宝法王回答说,将这笔款存于寺内,每年七月举行一次大型法会,以超度非正常死亡者,会期时间要长,念经声音要宏亮,使亡灵在上天能够听到僧人们的念经声,慰其安息。所以每年举行的指云寺“夺许会”期间,喇嘛们念经的声音特别宏亮。
丽江噶玛派法会除以上固定法会外,各个寺院每凡遇有天灾、日月蚀等都要举办法会,念诵有关经书。
格鲁派法会活动:至20世纪50年代初,永宁地区的扎美寺除经常集中一起念经活动外,每年举行的较大法会活动有:味喏祈巴会,于正月初十日开始,十天左右;蹉钦味喏会,于三月三日开始,五至六天不等;萨嗄达瓦会(又称哑巴会),于四月十三日开始,七天左右;哑呢会,于七月十三日开始,时间四十五天;哈巴蹉钦会,于九月二十日开始,时间七天;格底安区会,于十月二十二日开始,时间七天。
此外,还有以下在扎美寺外固定场所举行的活动:
1.送喇嘛进藏会:五月八日,为欢送喇嘛进藏。凡格初喇嘛在家学习藏文经典,已满5~6年后,要前往西藏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学经受戒。50年代以前,每年约有30来个格初喇嘛进藏受戒。这些格初喇嘛事先要准备旅费、行李、帷幕等物。在日月和住宿一夜,亲友也必在日月和饯别。要进藏的格初小喇嘛于出发前一天的早晨,各人将帷幕搭起来,围成一圈,形成幕城,幕中间设一经桌,摆上水果瓜子等食物,亲友们簇拥着喇嘛而坐,以叙离别情谊。在席上,喇嘛的亲友们执杯盘行敬酒礼。晚上,场中烧起箐火,围成圆圈,欢歌跳舞,祝贺格初进藏顺利,身体健康,学经进步。
2.祭祀格姆女神会:在永宁坝狮子山脚下的者波村有两个格姆女神庙,一个约于明末清初修建,称为“戛洛女神庙”。庙内供奉着一尊女神像,称巴顶拉姆,又称格姆女神;另一个于1938年由扎美寺喇嘛修建,庙内的正墙壁上面有一幅身骑白马鹿,右手拿一支金笛,左手拿珍珠枝,行走在白云中间的女神像。每年春节和七月二十五日转山节期间活动两次,其中七月二十五日的活动尤为隆重。祭祀格姆女神这天,扎美寺、者波达迦林寺的一千多名喇嘛,身穿袈裟,头戴鸡冠帽,手持法器,骑着马,乐队吹起法号、法螺、唢呐,敲着鼓钹,从扎美寺启程向者波女神庙集中。这天,整个永宁坝子的摩梭人、普米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手持香火从四面八方向者波女神庙集中。
祭祀仪式由扎美寺堪布主持。宣传仪式开始,僧俗群众向格姆女神脱帽作揖、祈祷、鸣炮,接着绕女神庙转三圈,僧俗群众开始烧香,喇嘛诵经。祭祀仪式结束后,前来朝拜的僧俗群众在女神庙周围草地上,按各家为单位围坐一圈,进行丰盛的野餐。
下午,由扎美寺的喇嘛们头戴各种动物面具,举行大型的跳神活动,以示祭祀女神,镇恶驱邪,吉祥如意,五谷丰登。前来朝拜的男女青年有的跳锅庄舞,有的进行民族对唱,用欢乐的歌舞祭祀格姆女神。
3.饶九古巴(铙九寺)法会:永宁扎美寺喇嘛们于清朝末年在木里县屋脚乡内建了一座喇嘛寺,属扎美寺的分寺,平时派有几名喇嘛管理寺院。每年五月和十一月两次由寺里各康村派出三至五个喇嘛集体前往念经,举行法会活动,每次会期十天。法会期间,屋脚乡境内的摩梭、普米等信教群众纷纷前来朝拜,烧香磕头,同时送给寺院吃食等物。法会期间的收入则与屋脚乡喇嘛平分一份,运回永宁。
萨迦派法会活动:萨迦派最早传入宁蒗永宁地区,曾一度受到永宁阿氏土司的扶持,在当地群众影响较大。在清朝以前是当地影响较大,势力最强的教派之一,法会活动较多,而且规模大。但自格鲁派传入以后,因格鲁派受清政府的极力扶持,其势力逐渐壮大,永宁阿氏土司也为迎合清政府,转而扶持格鲁派成为当地的主要教派之一。对萨迦派则采取不予扶持,也不反对的态度,只是规定其建寺规模,出家僧人均不准超过格鲁派的规模。因而萨迦派的主要寺院——者波达迦寺虽有一定的田产,但收入较少,基本上靠信教群众的施舍,再也满足不了举行大型法事活动所开支的费用,因而活动规模较小,时间也短。到50年代初,者波达迦林寺每年活动的时间有:二月十三至十六日的“松都会”、四月十三至十六日的“须能会”、七月十五日的“哑呢会”、九月十三日的花巴会、十月二十五日的“安区会”、十二月十五日的“仁丹会”。
蒗蕖萨雅寺直到五十年代初,得到蒗蕖土司的扶持,按格鲁派的管理制度,堪布一职均由历代土司之弟担任,负责管理宗教事务。因而,除了每月的活动之外,每年十一月初一至十三日,要举行一次大的跳神活动。会期费用除由寺院平时积累中开支外,土司每年都要施舍一条黄牛、猪膘肉若干以及大米几百斤等实物。办会期间,附近普米、摩梭等信教群众纷纷前来朝拜、烧香,给众僧猪膘肉、酥油等物。参拜者往往上千人,届时寺院视其经济收入情况,向参拜者布施1~2顿宴餐。
二、戒律
戒律是一切出家僧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应严格遵守。戒律对不同层次的喇嘛有不同的要求。一般的有五戒、十戒、具足戒之分。五戒和十戒是一切喇嘛所遵守的。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戒除了以上五戒以外,还有:不眠坐高广华丽之床,不装饰、打扮及观视歌舞,不食非时食(一般规定正午过后不吃饭),不涂香料、脂粉,不蓄金银财宝。
持守具足戒的僧人则一生坚守二百五十多条。
丽江的藏传佛教僧人一般戒律不如西藏严格。如永宁的出家僧人大部分时间吃住在家,不脱离劳动生产,有的还从事经商活动,也有少数人结婚生儿育女的。丽江噶玛噶举派僧人因常年住寺,戒律要求较严,但也有少数吃烟饮酒的,甚至在五十年代前因丽江一带多数种植鸦片,喇嘛寺也有种植鸦片、贩卖者,有少数人还吸食鸦片。
三、典籍
藏传佛教典籍极为丰富,卷帙洁繁。典籍中大部分为经藏,其次是有关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历算等书籍,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丽江藏传佛教寺院均有不同数量的收藏,其中宁蒗永宁扎美寺收藏有《甘珠尔》2部、《丹珠尔》4部;者波达迦林寺收藏有《甘珠尔》1部;蒗蕖萨迦寺收藏有《甘珠尔》1部;丽江文峰寺收藏有《甘珠尔》1部;指云寺收藏有《甘珠尔》1部;普济寺收藏有《甘珠尔》1部、《丹珠尔》1部;兴化寺收藏有《甘珠尔》1部;福国寺收藏有《甘珠尔》1部;木氏木培刊印的《甘珠尔》除一部送大昭寺保存外,在普济寺村“木家庙”内保存有一部。
除以上集体收藏的典籍外,活佛、堪布、翁则以及喇嘛家庭均收藏有不同数量的经书(一般为零星经书,不成套)。
以上所收藏的典籍均于“文革”期间全部销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喇嘛及信徒开始正常活动,购置了一些经书,其中永宁扎美寺《甘珠尔》1部,丽江文峰寺《甘珠尔》1部,以及喇嘛个人均购置有不同数量的经书。
喇嘛僧侣在法会期间和在为群众禳灾祈祷时常用的经书有:《哈 木》、《金刚经》、《观音菩萨经》、《门类缀》、《千佛观音经》、《祈巴》、《长寿经》、《施通》、《丧葬经》、《三都经》、《纪念莲花祖师经》、《底松经》、《护法经》、《加哇加初经》、《拾巨经》、《初里嘛经》、《东吉经》、《土主经》、《格定经》、《吹舍经》等。
四、组织制度
丽江噶玛噶举派的寺院分为两级组织。一经为大寺,藏语称为“古巴”(或称“当蹉”),大寺之下为“当尚”,意为“自已的家”或“静室”,即喇嘛家庭。每个当尚以辈份最大的为户主,由二至三代喇嘛组成师徒关系。每个家庭人数最少的仅2~3人,多的达7~8人不等,师公称“阿楼玛”,师父称“阿叔玛”,徒弟称“给头”。
各“当尚”房屋由四合院,三坊一照壁或前后院组成。各当尚内设有经堂、宿舍、会客室、厨房、畜圈以及菜园等。各寺院拥有的当尚数按喇嘛的多少而定。大寺之下的当尚是一个独立的喇嘛家庭,每个当尚每年按喇嘛人数从大寺领取固定的口粮,自己也适当种些瓜果蔬菜等,还养猪鸡。由于喇嘛禁杀牲,所以喇嘛饲养的猪鸡均请俗人来宰杀,届时念消灾经。如果当尚喇嘛较多则可以分家,喇嘛少或师父圆寂,仅有一个徒弟(指尚未学成小喇嘛)则可以合并。如师公圆寂,全部家庭财产则由徒弟共同继承。
经济制度:丽江的喇嘛寺,各寺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成为封建寺主,寺院田产大部份分布在金沙江边一带,另外九河、七河、拉市、丽江坝区也有少量的分布。土地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官府或农民捐赠。当喇嘛教传入丽江之初就得到木氏土司及历代流官的极力支持,所以木氏土司对每建一个寺院都赠与一部分田庄,历代流官都也赠与数量不等的田庄。二是寺院向农民购买。三是喇嘛家庭或个人捐献(丽江的喇嘛虽已出家,但在兄弟分家时还可以分得与兄弟相等数量的一份土地,这一部分土地大都捐与寺院)。如拉市指云寺内现存一块残碑中,对寺田的捐献情况作了记载:“四宝法王赐银百两买置格子田一庄,……长老乐典捐北浪沧田一庄,谷租十七石八斗,麦租五石,……处井捐下刺市是田一庄,麦租五石……处代捐三仙姑田一庄,谷租二十二石,本中捐田二块,麦租二石四斗”。
初期各寺院收租情况:福国寺约1000石,指云寺约700石,文峰寺约300石,普济寺约150石。玉峰寺因无原住喇嘛,收入情况不清楚。喇嘛寺的地租收入全部归大寺,主要用于大寺的法事活动和僧人的日常固定口粮,喇嘛个人为信教群众进行念经活动的收入则全归个人。
寺院经济收入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信徒的捐赠施舍,二是靠化缘收入。这两方面的收入全归大寺所有,主要用于大寺的维修及法会期间的活动经费。大寺将每次的活动收支情况按月公布,将剩余的钱或为大寺保存或借给生意人,适当收取利息,按时收回。
各当尚的经济开支,如需建盖房屋或维修的费用则全由各自筹集进行,如需新盖,大寺则在划定的山林内供给部分大料(禁砍小料),小料如椽子、板子等则由自己购置。
噶玛噶举派出家制度及仪式:丽江纳西族地区人民因信仰多种宗教,又信而不笃,自明清以来虽有喇嘛教传入,但在整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信仰喇嘛教不占主要地位,因此,多数家庭的子弟不原出家当喇嘛,过一辈子清静的生活。就是通过藏传佛教仪规寻访转世灵童,确定为某一寺院活佛也有不肯入寺的现象,如丽江文峰寺自清末以来,连续寻访到三名活佛灵童(一在长水,一在黄山,一在白华),但都不肯入寺当活佛。因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规定,凡点到的活佛灵童,不肯入寺时不再去寻访第二个,只有点到的灵童去世后,方可到四宝法王处卜算,确定寻访再找下一代灵童,因此只能空缺。
丽江喇嘛出家有两种情况:一是家庭兄弟子妹较多,父母无法供养,家庭较为清寒的,且本人自愿出家当喇嘛的(到民国年间还出现另一种情况,即为了逃兵役而自愿出家的);二是由师父在其家族、亲属或朋友家庭子女较多的家庭中选择一至二个劝其当喇嘛,以便赡养师父晚年生活。这种情况一般由师父带上一定的礼物向父母求情说明情况,待父母及本人同意后方可领回寺内进行剃度仪式(送礼一般以红糖、白酒、茶叶为主,还要给刚出家的小喇嘛准备一套僧服)。在招收徒弟前,事先要向大寺主管常住请示,待同意后方能进行。小喇嘛出家时还要送给大寺一定的入教礼钱。如文峰寺需交旧币二十吊(约合银元8~10元左右)。如家里穷,无法支付时由师父代为支付,还要请所有大寺僧人吃一顿便餐,进行剃度、取法名、念经活动。刚入寺时则称为“奔扎”,意为寺院杂役,参加各项劳动,同时跟师父早晚学经,待到三到五年后,看其家庭经济状况,请回所有亲属、父母举行布施仪式,主要是供所有寺僧一顿便餐。这时才可成为一名正式的喇嘛,可以参加各种法会活动,称为“翁则古”。
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的寺院僧侣集团为解决其宗教首领的继承(法嗣)问题,取佛教灵魂不灭说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传承制度。活佛转世制度始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藏传佛教称活佛为“古入喇嘛”、“顾若”。丽江噶玛噶举派一般称呼为“大喇嘛”,意为“化身”或“万世转生大喇嘛”。丽江噶玛噶举派寺院活佛的产生都要到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的八蚌寺四宝法王处去确定。即活佛圆寂后,寺院僧人代表去八蚌寺四宝法王处报请,说明活佛圆寂时的情况、祥异等,然后由八蚌寺大喇嘛通过卜卦、降神等复杂宗教仪式,寻觅在活佛圆寂时出生的若干婴童(也有的是活佛圆寂若干年后出生的),从中选出一名作他的转世者,迎入寺中继承他的宗教地位。
习经及受戒制度:噶吗噶举派寺院规定,凡是刚出家未曾到西藏拉萨堆垄粗十寺或四川德格八蚌寺受戒的年轻喇嘛,除平时跟随师父在自家学经,以及平时参加大寺的各种体力劳动外,还规定每月五个半天集中在大寺共同研习经书式各种法事活动的技法,如吹法号、敲鼓、跳神、制造各种法物(捏造“东玛”)等。在大寺传经授法由两个老师担任,即“翁则六”,传授经书及制造法物等,“超本”传授跳神技法。两个老师由各家轮流委派。集体习经时间为每月初一、初八、十四各半天,十一、十五、二十五、二十九各一天,其中全天进行的四天,供晚饭一顿,其它三个半天则各自回家吃饭。
受戒是出家当喇嘛一生当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取得正式喇嘛资格的唯一途径。喇嘛受戒有两地方,一在拉萨堆垄粗十寺,一在甘孜州德格县八蚌寺。到何处受戒由喇嘛家庭经济状况而定,纳西喇嘛到拉萨或德格受戒返往费用均由自己担负(纳西喇嘛到拉萨或德格受戒称为“格垄硕”)。没有受过戒的不算正式喇嘛,地位最低,也没有资格进静坐堂深造。相传纳西地区的喇嘛到西藏或德格受戒,路途太远且艰险,所以噶玛黑帽活佛(大宝)及司徒活佛(四宝)派东宝活佛(住指云寺活佛)到纳西地区管理十三大寺,并主持受戒仪式。但东宝活佛认为,纳西地区自然条件及生活条件较优越,为了让教徒苦修教义教规,更好地学习教门正统,到藏区走走有好处,因此,仍然坚持让教徒到堆龙粗卜寺或八蚌寺受戒学经。纳西喇嘛受戒时间一般不长,少则一个月,多的几个月,很少有留下来长达几年的。只是大宝或四宝认为比较聪明能干的个别人留下来做事以外,如圣露活佛曾在堆龙粗卜寺做事达20年,木大喇嘛曾在八蚌寺做事十年。
静坐:丽江文峰寺后半山腰建有一座静坐堂,是丽维十三大寺喇嘛静坐研习经书的最高学府。噶玛噶举派规定,凡出家已到拉萨或德格受戒回来的喇嘛都要到静坐堂研习密宗经典。
出家喇嘛受戒回来后,即向师父及大喇嘛提出申请,要求静坐,待同意后方可入坐。静坐时间为三年三月三日(三年三月三日只是一种说法,一般是多几天或一两个月的,但要求最低限为三年三月三日,因为两届交替时间为:上届开始于农历四月十日,又于三年后的农历八月初十结束;下届则于农历九月初十开始,于三年后农历三月初八结束。按此计算,上届则为三年零四个月,下届则三年零六个月。有时房屋需要维修偶有提前结束的情况)。
按规定每个喇嘛一生当中都要静坐一次,但有时虽有申请,也有不能满足的情况,因为静坐堂一次只能静坐20来人,所以报名人数多于静坐限额时,则采取抽签的办法来确定,有的则受戒回来后由于各种原因(如家庭情况、个人身体状况等)终身不静坐。
每个静坐喇嘛在三年内要学完如下经典:第一年修习《度门经》、《江卢经》、《瑜珈咒》、《梅雷咒》;第二年修《度伦年经》(即《金刚经》);第三年修《召龙图控经》、《那卢除都经》、《堪地法经》、《长寿经》、《金刚亥母经》以及由活佛传授的密宗口诵经。
喇嘛生活:静坐堂经济收入,由十三大寺划定在巨甸一大田庄,每年约有20多石谷租。肉食由十三大寺轮流提供一头肥猪及若干现金,主要用于解决活佛、经师、常住以及其他勤杂人员的日常生活,如平时收入不够开支,则由十三大寺共同负责解决,或由集体为他人念经送礼中解决,再无法时由静坐者家庭提供部分实物。静坐喇嘛的口粮及部分油脂由各寺按静坐生人数按月运送,供静坐者食用。由于各寺院收入不高,所以生活上极为艰苦,有时连炒菜油都不够,所以每个静坐者家庭还要额外带一些油脂等供喇嘛食用。
管理:静坐堂由如下管理人员组成:
1.大喇嘛(活佛)一人,由十三大寺协商轮流委任,主要负责经书中的疑难问题,也有定期或不定期的说法讲经活动,平时则终日关门闭户自行修习经典教义。
2.经师:由十三大寺轮流委派,其职责是指导静坐者修完每日必修课程。负责检查每个静坐者的勤惰情况以及学习纪律,如发现违犯者予以处罚。
3.常住:由十三大寺委派,主要职责是安排堂内一切经济收支,伙食供给等。
4.炊事员:由常住负责到民间聘请,报酬由静坐堂收入中开支。
5.杂役:也由常住到民间聘请。主要负责吹柴、挑水以及院内卫生等。工资由堂内收入中开支。
格鲁派寺院制度包括组织、出家、习经受戒、经济等。
组织制度:宁蒗永宁摩梭人和普米地区的寺院组织制度与中甸藏族地区的格鲁派基本相同。寺内组织有两级。一为大寺组织,平时由堪布负责整个大寺的学经、行政、财务,行使宗教事务大权;二为大寺之下的“康参”组织。康参为教区区域性一级组织,但在永宁扎美寺的出家喇嘛几乎家家都有家庭经堂,喇嘛除规定在大寺统一念经时间外,多数时间仍在家料理家务,也参加一定的田间劳动或经营小生意,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所以扎美寺的这一派组织比较松散。
永宁扎美寺的寺院制度除以上两级组织与藏区相同外,还有不同的两个制度,即政教相对独立制和拉察制:
1.政教相对独立制:宁蒗永宁地区的宗教直到50年代初,尚未形成完整的政教合一制度,其表现形式是这里的各教教派都隶属于土司,僧人历来不参政。他们没有独立的寺院经济,维护寺院宗教活动的经费主要靠当地世俗民众和拉察供给。寺院的堪布是最高行政宗教职位,也与藏区的由“神选”确定职位的方式不同,这里的历任堪布均由土司之弟世袭,世代传递。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土司长子袭土司职位,管理当地的政治经济;次子袭堪布,分管宗教行政事务,但不能干预土司的政治经济管理权,必须按土司的旨意行事,更无力与土司抗衡;
2.拉察制:永宁地区藏传佛教直到50年代初尚未形成严格的活佛转世制度,没有按教规教仪转世活佛,因而在各教派寺院中设立一种名为“拉察”的宗教职事,“拉察”意为“神的替身”或“活佛的替身”,由正式出家喇嘛哈尔巴中选举产生,经本寺老僧和堪布审议后,由堪布宣布其任职。一般一年一任,个别家庭富裕者也有连任几届的。拉察的职责:一是在重大法会上坐镇法堂,代表活佛;二是由拉察个人及其家庭负责供给其任期内全寺僧人(平时管理大寺的僧人及其它杂役人员)和各种法会的全部费用。拉察卸职后,即为名誉寺主,由寺院供养终生。担任拉察的人,需要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一般为哈尔巴中家庭富裕者。在永宁地区基本上是全民信教,而且笃信者甚多,他们认为一个喇嘛的一生视任一届拉察为荣,给僧俗发放一定的布施,则可造福后世,功德无量,因而一般有条件的喇嘛家庭都乐于接受此职。
出家、习经及受戒制度:宁蒗永宁地区的藏传佛教自元代传入以后,阿氏土司仿效藏区的出家制度,规定凡是有两个儿子的家庭,必须有一个儿子出家当喇嘛(一般规定由其大儿子在家操持家务,次子出家为喇嘛)。永宁地区的喇嘛虽称出家人,但多数时间则在家料理家务,早晚则在私人经堂念经。在家喇嘛可招收徒弟作为本人的身后法嗣,招收的徒弟多为家中侄儿或外甥。凡年满10岁左右的男孩,由师父带领向堪布注册,请堪布剃度后,披上袈裟,取以法名,便成为格初喇嘛。每日早晚拜师父研习经书,每月初一、十五大寺中念经时,由师父带领前往寺中参加念经、学习佛法及教规教义。
格初喇嘛出家学习一定的经书,长到十七八岁后,凡有条件的都到西藏拉萨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习经受戒,受戒时间按家庭经济状况而定,少则一年,多则十年、二十年。通过一段时间的学经,由受戒高僧根据自己学经的勤奋情况、掌握理解经书的程度分别授予不同的学位等级,其中尤以考取格西学位为荣。至50年代初,永宁扎美寺500多名喇嘛中曾赴西藏学经受戒的有300多人,其中考取格西学位的有:四格米格西(忠实)、布旨格西(戛担)、巴塔格西(忠实)、贺国格西(八祖)、拉泽格西(开基桥)、图登格西(开基桥)、江措益世(忠实)、益世登达(忠实)、益世格苴(忠实)、举世登达(忠实)、益史若布(洛水)、鲁茬扁楚(泥鳅沟)、罗桑益世(活佛)。
经济制度:永宁扎美寺有一定的寺院田地,是为土司赐予,没有独立的寺院经济。各寨村喇嘛除大寺举行法会期间可享受拉察本人及家庭发放的布施(主要供伙食)、法会期间信教群众布施给个人的少量收入外,平时则全靠家庭供给。法会期间大寺收入则由担任拉察掌握,一般说是将法会的资金平时借贷给生意人作垫本,收取一定的利息,或由生意人借去,写明合同,除偿还本金外,负责一次法会期间的全部费用。
萨迦派寺院制度:宁蒗萨迦派的寺院组织制度、出家、习经以及受戒、经济制度等均与格鲁派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蒗蕖萨迦寺没有拉察一职,平时活动基本上靠世俗群众的施舍,或由蒗蕖土司家提供部分费用;受戒也不到拉萨,而要到康定的味支萨迦寺习经受戒,且时间不长,一般为几个月,最长的也仅一年即可回寺。
塔城:纳西歌舞之乡
谭元怀 和宏之
塔城乡地处丽江市玉龙县西北端、是丽江迪庆两地四县的结合部,东邻香格里拉县,南接玉龙县巨甸镇、鲁甸乡,西与维西县相连,北与德钦县为界,少数民族主要有纳西族、藏族、傈傈族、白族等,下辖堆满、陇巴、依陇、塔城、洛固5个村委会。
历史上,塔城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和重镇之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塔城多姿多彩、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多个民族共融、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地方,是丽江著名的“东巴圣地”和“歌舞之乡”。
保护传承东巴文化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因其保存于东巴教而得名。塔城历朝历代都有学问高深、德高望重的东巴大师,如20世纪30-40年代曾帮助国内外学者释读东巴经的文裕,20世纪80-90年代在东巴文化研究所参加翻译东巴经的和学智,能唱六七百行《送丧歌》的和玉贵等。塔城依陇、署明等村至今还留存着原生态的东巴文化和民风民俗。东巴是智者,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活载体。在丽江寥若晨星的老东巴当中,塔城仍有8位在念诵东巴经、绘画、扎纸、塑像、跳东巴舞等方面均有较高水平,能主持各种重大仪式的大东巴。
东巴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东巴舞是一种规模性的原始宗教舞蹈形态,是纳西族民间舞蹈中最得意的作品,是东巴文化内涵的独特表现。传说东巴舞有365种跳法,只是大部分已经失传,现在能跳30种以上东巴舞的东巴很少了。但塔城依陇的大东巴杨文吉能跳50余种东巴舞,为纳西族保存了一笔难得的文化遗产。塔城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至今仍是虔诚的东巴教信徒,每年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由东巴们主持的祭署、祭风等仪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为了让东巴文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为了让东巴智者后继有人,塔城乡历届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和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了很多努力。近年来,乡党委、政府尽力扶持民间文化组织,为其购置了必要的道具及表演服饰;为抓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把勒巴舞列为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在节假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同时,激发群众学习民族文化、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2006年5月在依陇村委会署明自然村成立了东巴文化传承点,由学问高深的和贵华、和秀、和明、和世先等老东巴任教,目前共有东巴学员40多人。如今,塔城乡五个村委会都成立了勒巴艺术表演队,在全乡82个村民小组中有62个村民小组也成立了歌舞表演队。塔城的东巴、文化艺人共有120多人在丽江、昆明、深圳等地参与文化产业,更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
多元文化和谐发展
历史上,塔城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和重镇之一。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茶叶进藏的时间在唐代,由引可以肯定茶马古道形成的时间也是在唐代,具体形成时间可从“神川都督府”的建立时间算起,即公元680年。公元680年,吐蕃王朝强盛之际与丽江纳西族结成军事联盟,在金沙江边的塔城设立了“神川都督府”。当唐玄宗因为多次战败而对吐番实施“经济制裁”——不准向吐蕃出口茶叶的时候,吐蕃即利用“神川都督府”开辟的道路,经大理、丽江、石鼓、巨甸、塔城入藏,从云南获取了大批茶叶,后来即发展为著名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既是一条经济走廊,又是一条文化走廊。它不仅促成了西南边疆的繁荣,它还在增进藏、纳、汉、白等民族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促进民族的团结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流行于塔城民间的勒巴舞就是茶巴古道上纳藏文化相互交流、渗透的产物,纳西语称为“勒巴蹉”。据专家考证,勒巴舞最早源于印度,大约在 900年前在西藏腹地传播,后噶举派遭黄教排挤,退守在滇藏交界地区,因塔城一带纳西族推崇噶举派,使作为噶举派宗教乐舞的勒巴舞在塔城地区得以传承和保存。
塔城由于毗邻藏区,是多元文化交融、汇聚、沉淀的地方。目前流行于塔城民间的勒巴舞就是纳藏文化交融汇合的结晶。勒巴舞传说是一个叫处义的人由西藏传入,已有200多年历史。流传于丽江的勒巴舞较藏族地区以卖艺为生的勒巴艺人所跳舞蹈难度有所减弱,但仍然奔放而优美,在流传过程中融入了纳西族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舞蹈一部分名称保留藏语外,其他已被纳西语代替。
勒巴舞是一种展示与藏传佛教古老教派——噶举派相关的一系列仪式和民俗古风的民族宗教仪式乐舞,形式独特,内涵丰富。现在的勒巴舞经过几十代纳西艺人的继承、改化、加工,溶进了纳西族文化的许多内涵,成为典型的纳藏文化交融、渗透的民族文化珍品。勒巴舞把唱、颂、舞集于一身。唱:以歌颂美好生活、叙述勒巴舞的起源发展的经过为主要内容;颂:主要以招迎、祭奉诸神为内容;舞:有三十多种套路,主要以模仿动物动作形态(主要是龙、象、虎、蛙、鹰、蜻蜓等)和人类早期生活形态(主要是织布、编篱笆、扎花等)为主要内容。主要动作是行走、跳跃、旋转、翻腾,按步伐多少有二、四、八、十二步等,按舞者面对方向有二、三、四、六面等,按所转圈数分1-3圈。勒巴舞共有十二段,民间一般要在一夜间把十二段跳完,有时一下跳到第二天上午。勒巴舞一般是春节期间为祈祷来年风调雨顺,或者是有人生病久治不愈时,主人请人到家里跳舞,为病人祈祷。勒巴舞有广泛的群众性,全村男女老少皆可参与。跳勒巴舞时讲究服饰装扮,男子内穿衬衣,腰围楚巴,头戴藏帽或用红丝线缠头,双肩各系一朵大碗大小的五彩花,脚穿藏靴。女子身穿红氆氇坎肩,腰系五彩牛肋巴围腰,用五彩丝线缠头,身后系一朵与男子相同的五彩花。男子手持摇鼓,摇鼓呈扁圆型,用竹子做成,蒙羊皮,鼓两侧各系一截绳子,绳子末端栓一颗珠子,鼓下方安一木手柄,跳舞时右手持鼓左右摇动使之发声;女子手持热巴鼓(热巴鼓的制作与摇鼓相同,直径一尺五,厚五至六公分),鼓槌藤条制成弯形,跳舞时女子左手持鼓、右手持槌,边跳边敲。勒巴舞队形多变,有圆圈、单斜排、双斜排、卷草席、插麻花等,舞姿优美且角度变化大,有造型突出、技巧性强等特征,基本动作有甩手帕、鸡啄食、转一方、点地登步、单点跳、双臂摆、蹉步、鸽子喝水、单腿前跳、单腿后跳等。
塔城是滇藏地区唯一一个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和传承着古老民族宗教仪式乐舞——勒巴舞的地方。勒巴舞在塔城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男女老少都能跳爱跳。塔城勒巴舞世家第六代传人李文先熟悉全部舞蹈、唱腔、礼仪程序,曾将已失传的象形文勒巴舞谱回忆整理成册。他的弟弟李文义同样熟悉全部舞蹈、唱腔、礼仪程序,退休后曾自费对勒巴舞的历史源流及流传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并于1999年在丽江古城组建了以家庭成员为主的“勒巴宫”,为游客展演勒巴舞。塔城文化艺人和文光曾多次带领勒巴舞队赴昆明、广州、上海等地表演,塔城中心完小的勒巴艺术表演队也曾多次到省内外参加演出,2004年11月李文义、和文光两家人又在中央电视3台“神州大舞台”栏目中演出了勒巴舞。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勒巴舞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塔城及勒巴舞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现在不时有人到塔城来调查、采风,进一步了解民族文化珍品——勒巴舞。
为了进一步做好“勒巴舞”这一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工作,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把县委、县政府关于“文化兴县”的发展战略落到实处,促进塔城经济文化建设的协调快速发展。目前,塔城乡正积极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申报“勒巴舞之乡”。
塔城深受藏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广大群众十分喜爱藏族歌舞,不论是不是藏民,都爱听爱唱爱跳藏族歌舞。塔城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宝贵的纳西民歌民谣,在和文光等本土文化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些纳西民歌民谣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目前基本上已录制成光盘大量发行,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纳西群众的认可和欢迎。
众所周知,丽江是同时拥有三个“世界遗产”的旅游胜地。丽江的旅游融秀美的山水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为一体。玉龙县委、县政府已经把旅游强县、文化兴县作为“十一五”期间富民强县的两大发展战略。无疑,文化的保护、挖掘、传承和开发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支撑。为此,塔城乡依托塔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依托丽江广阔的旅游市场,提出了塔城文化建设“六个一”的目标:即建设一个东巴文化生态村、建设一个乡级文化站、建设一个农民文化活动广场、组建一批农民业余文化组织、谱写一首富有多元文化特色的歌、适时举办一个文化节,努力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目前,乡政府购置了一块6.8亩的场地,准备建设农民文化活动广场,致力于保护和传承原生态民族文化、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
杨杰宏学术成果统计(2018.7)
【学术专著】
1.《东巴叙事传统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2.《东巴仪式叙事程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3.《族群艺术的身份建构与表述:以丽江洞经音乐为研究个案》,民族出版社,2015年;
4.《丽江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第一作者.,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5.《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6.《从阐释到建构:纳西族传统当代转型的民族志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7.《纳西族民俗通论》,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
8.《溪村社会——一个纳西族村落的记忆.文化与生活》,远方出版社,2005年。
【学术论文】
1.《纳西族黑白色彩崇拜》,《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纳西族族称的语言学分析》,《思想战线》2004年第30卷。
3.《纳西族族称的历史逻辑关系》,《思想战线》2005年第31卷。
4.《东巴神话的叙述学解读》,《丽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2、3期。
5.《纳西族族称考》,《丽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6.《丽江本土文化产业调查与总结:以纳西古乐、东巴宫为例》,《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第6期。
7.《纳西族东巴文化在学校传承调查与总结》,《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第6期。
8.《地方性文化中的生存意义阐释:一个纳西族老东巴丧葬仪式的调查报告》,《民间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
9.《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族群艺术研究述评》,《民族艺术》2010年第2期。
10.《族群艺术的建构与表述:以丽江洞经音乐为个案》,《思想战线》2010年第6期。
11.《丽江洞经音乐源流研究述略》,《民族音乐》2010年第6期。
12.《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与变迁的调查与思考》,《民族艺术研究》2010年第6期。
13.《反思与争论:现代性语境下的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2日。
14.《传统艺术的地方性传承:永胜洞经古乐会现状调查》,《民族音乐》2012年第5期。
15.《方国瑜对纳西学的贡献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7-23。
16.《三甲义田薄:历史话语的地方叙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6-22。
17.《现代性情境中口头传统的传承与变异——以恩施土家族民歌为研究个案》,《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
18.《论东巴教的性质》,《云南民族》2012年第4期。
19.《展演与再造:海南黎族口头传统传承现状及思考——基于五指山市“三月期。三”的考察》,《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20.《跨境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口头传统关系——以云南傈僳族为个案》,《保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1.《东巴画本体论》,《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2期。
22.《多元互动中的旅游展演与民俗变异——以丽江东巴文化为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
23.《多元一体国家格局下的族群互动与身份重构——以丽江为研究个案》,《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4.《口头传统在学校传承的调查与思考:以古城区福慧学校为研究个案》,《丽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3期。
25.《麽些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3期。
26.《藏族宗教文化对纳西东巴文学的影响》,《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7.《旅游情境中的“纳西古乐”身份再造与传承困境》,《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8.《东巴进城:旅游情境中传承人境遇调查及思考》,《民族艺术研究》2013年第5期。
29.《“非遗”语境下民族文献的整理路径思考及实践》,《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30.《互动与拓展:百年东巴文化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5-06。
31.《音乐祭礼:族群艺术的身份再造与多重表述》,《民族艺术》2014年第2期。
32.《“非遗”语境下民族口头传统文献的问题检析》,《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
33. 《贵州控抗苗寨鼓藏节:“非遗”概念实践的地方性文本》,《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34.《释比进城:灾后羌族传统文化变迁新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04-09。
35.《“口头传统”理论方法开辟东巴文献整理新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07-11。
36.《南方民族史诗的类型问题探讨》,《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6期。
37.《转换与交融:东巴史诗的多元叙事视角》,《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
38.《苗族史诗《亚鲁王》翻译整理述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39.《纳西族东巴叙事传统与民间叙事传统的互文性》,《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40.《仪式大词:口头传统与仪式叙事关系探析--以纳西族“哲作”(tser55dzo31)为个案》,《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41.《“南方口头传统”栏目主持人语》,《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42.《文化地理视野中的丽江洞经音乐》,《民族音乐》2015年第1期。
43.《东巴画的程式化特征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44.《东巴仪式表演的文本结构探析》,《民族艺术研究》2015年第4期。
45.《金生丽水 天雨流芳--抗战时期的丽江教育》,《中国民族教育》2015年第9期。
46.《口头传统文本翻译整理的三个维度--以《亚鲁王》为研究个案》,《民族翻译》2015年第3期。
47.《关于西畴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几点思考》,《文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S1期。
48.《南方民族史诗的类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4期。
49.《丽江:“活着的茶马重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1-07。
50.《挑战与应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当代建构》,《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6期。
51.《食学的学科概念及学科属性》,《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
52.《学术信任与使命担当:从个人学术史的视角》,《中国民族教育》2015年第12期。
53.《东巴仪式叙事中的“大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6日第839期。
54.《母语是最后一道文化屏障——2015年纳西母语座谈会综述》,《丽江日报》2015年12月29日。
55.《纳西族口头传统特征刍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56.《东巴祭天仪式的程式化特征及结构形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57.《纳西族饮食民俗的生成与发展》,《丽江高等师范专科学院校学报》2016年第1期。
58.《和实生物:纳西族饮食民俗类别及特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59.《生存与展演:旅游情境中小规模展演社团的困境》,《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
60.《丽江洞经音乐研究现状刍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61.《东巴经籍文献中的口头程式句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62. 《稻作与祭天——<</span>布洛陀>与<</span>崇般图>的文本比较》,《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63.《东巴口头传统的要素及特征探析》,《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64.《神灵、祭祀仪式与民间叙事传统——兼评<</span>壮族麽经布洛陀遗本影印译注>的多元价值》,《百色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65.《略论纳西族民歌类别及艺术特色》,《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66.《再论纳西族东巴教的性质问题》,《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67.《民国时期丽江洞经音乐的转型与变迁》,《民族音乐》2017年第5期。
68.《民族文化推广应注重语言翻译的准确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9日第8版。
69.《东巴史诗的音乐程式刍析》,《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70.《多元化的南方史诗类型思考—基于创世史诗<</span>布洛陀>与<</span>崇般突>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恩宗村志
编者按:2009年,和鉴同志从丽江市公安局正处级调研员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他退而不休,不辞辛苦,和恩宗村的其他同志一起编纂了《恩宗村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精神可敬可佩。
村志是地方志的一种,就是以某一个村委会或自然村为记述范围的志书。它和乡镇志、县志一样,都有着地方志的存史、资治、育人功能。《恩宗村志》用概述、建制沿革、族普、生产关系、山林、水系、村道、民居、寺庙、阿明于勒、文化教育、文体活动、医疗卫生、习俗、扶贫济困、老龄协会、历史事件、人物、后记等21个部分,全面记载了恩宗村古今方方面面的情况,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恩宗村志》是继《海东老城村志》以后出版的玉龙县又一部村志,是编得较好的一部志书。现将《恩宗村志》原文登载,供读者参考借鉴。
盛世修志。我们期待着有条件的地方编写出更多更好的乡村志。
编纂人员
文字编纂 和 鉴
资料征集 和树森
主 审 木 芹
编 审 和占林 和 钊 木德光 和树林 木 盛
和积善 和积刚 和占仁 和恩芳 和占云
序
阅读这一本不可多得的《恩宗村志》,令人十分高兴和欣慰。这是“文化立市”的一个具体成果。文化立市,花开基层,落在村庄,可喜可贺。
村落自古是国家的根基所在,社会的基层实体,也是老百姓繁衍生息、生产生活的主要载体。见证了一个家族、宗族的兴衰变迁。村落见证和传承了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的宝库。正因为如此,一个地方文化的发展繁荣,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上,挖掘、整理、保护具有典型意义村落的历史文化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盛世修志是自古传统。今天我们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盛世,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城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推动村镇民族文化建设,活跃农村群众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多个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保障群众文化权益,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大事。
恩宗村位于玉龙县拉市乡玉龙山麓,比邻拉市海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著名的古商道“茶马古道”从该村通过。山形水系等自然景观,淡雅别致,名木古树众多。恩宗是纳西族聚居的古村落,人文景观丰富而久远,纳西族传统文化保留完整,是具有较为丰实的纳西传统文化遗存,同时又是文化多样性的典范。宋代东巴圣主阿明于勒在此传教弘法,使恩宗村成为丽江东巴文化的圣地。明代藏传佛教噶玛巴八世活佛弥觉多吉曾驱魔至此,九世、十世噶玛巴到丽江时均到此祭拜,村旁的山崖上还有十世噶玛巴确英多吉的藏文题词。明清后习汉文之风日盛,出了一批掌握汉文化的文人。建国后,一大批读书人成为了专家学者、领导干部。
恩宗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民族传统文化特色鲜明的典型古村落。
《恩宗村志》从建制沿革、地形地貌、山林水系、生产生活、宗教文化、民俗文化、革命传统、人物等方面反映了恩宗村的历史变迁,真实、客观地记叙了恩宗村的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及自然地理状况。编史修志的目的在于存史、资治、育人。编修《恩宗村志》是保护、传承、挖掘、创新和弘扬纳西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利用《恩宗村志》,对下一代进行民族历史、文化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代代相传。通过编修村志,将村落的历史文化以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可为今后的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研究提供资料;可为本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恩宗村志》的编纂成书,是丽江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日渐丰富多彩的一个实证案例,充分展示了纳西族及丽江各族人民极具精神内涵的生活传统。希望通过《恩宗村志》的出版发行,能够推动丽江具有原生态民族文化传统的典型古村落通过编史修志,传承、弘扬、整理民族优秀文化,为丽江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贡献。在编修工作中坚持规范、严谨的学术风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真品、精品、绝品展示丽江文化的魅力。
欣喜之余,聊作数言,是为序。
杨国清
2009年冬
概 述
恩宗村原为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属的一个村子,2003年4月,丽江地区撤地设市,丽江县一分为二为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恩宗便成为玉龙县拉市乡的一个自然村落。村子位于玉龙山南麓的卧虎山脚下,距离丽江古城约八公里。村子分为四个寨子即四个村民小组:干灿,意为前寨,又称一社,村民一组;阿初挥灿,以氏族取寨名,又称二社,村民二组;谋灿,意为下寨,又称三社,村民三组;格灿,意为上寨,又称四社,村民四组。全村共有22个氏族群体252户1052人,其中纳西族220户908人,汉族28户126人,藏族4户18人。村域面积约7平方公里,其中山林地面积4802.8亩。可耕作土地面积:原为2400余亩,因拉市海扩容工程,于1994年政府征用457亩,于2007年租用420亩,同时除去一部分村民宅基地用地外,全村现有可耕作土地面积约1300余亩。村子民居在海拔2400米至2500米之间,常年平均气温11.5,年日照时数2530小时,光照率57%,年降雨量958毫米,无霜期195天。农作物盛产小麦、玉米、大麦、蚕豆、大豆、鸡豆、油菜等。20多年前曾大面积种植水稻,但由于海拔高,气温不足,产量较其它作物低。果木有桃、李、梅、梨、苹果、海棠、核桃、葡萄、花红、香橼等。蔬菜有青白菜、红白萝卜、蔓菁、茄子、慈菇、各类菜豆、瓜类和花椒等,花木有木本类桂花、十里香、玫瑰、樱花、紫藤、铁菊海棠、玉兰、杜鹃、月季等,草本类有牡丹、芍药、兰花、菊花等。
恩宗村子北靠青松覆盖的卧虎山和阿明于勒山,南临清凌如镜的高原平湖“国际重要湿地”拉市海(又称镜湖)。村子民居鳞次栉比地聚落在半坡林荫间,一条清溪从村中流过,村北的“受守吉出”“明考老饶”两股清泉水,脉承村后两条山川顺川而下流入拉市海。在村有林山间有两个天然积水池,东山上的“班勒打后”,北山上的“后增平后”,近年人们戏称它们为情人湖。村后卧虎山山顶海拔3000米,人们登上山顶,早上可看日出之壮丽,平时向北可观赏玉龙山山雪胜景,鸟瞰东西南方可观丽江坝子和拉市海域全景。虎山东面山脚下的丛林间有一块半平方公里草甸盆地“争白都”牧马场,现在人们称它为木氏跑马场,人们可在那里放牧溜马。
恩宗保留着独特的纳西民居,一户一个庭院,一般为三坊一照壁的建筑风格。村民基本上保留着纳西婚嫁迎娶、纳西丧葬祭祀、纳西歌咏舞踏等纳西民族的民俗文化特色。
恩宗是个古老的纳西村庄。早在唐宋时期就有纳西先民居住在这里,大约到明朝时期形成村落格局。现在恩宗还存留有纳西先民原始垦植土地的名称,例如有的地块名叫“肯里每”、“刀平里”、“命册里”、“肯熟里”等。土地被开垦出来以后,早期种植一些如大麦、青稞、荞子、燕麦之类旱地作物。直至清朝咸丰年间,村民开渠引水,引入“吉土古”水以后,农作物从夏天栽种一年一熟向夏秋两季轮作的一年两熟改变。此间村中有人作了种植温带作物水稻的尝试并得以成功。直到清末民初时,农业种植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轮换耕作制度。清末至民国时期,村里除粮食生产以外,其它产业也有了一些发展,例如以养猪为主的养牛羊马骡养殖业,粮食加工和酿造业也有了一些发展,与此同时村中出现了一些做石工、木工、烧瓦工以及做缝纫、制革的农户农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村子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1981年随着农村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全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连年增产,其它种植业、养殖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村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
在恩宗村,早期受东巴文化影响。大约在宋仁宗时东巴圣祖阿明于勒于白定(原中甸县三坝乡白定村)修行得道后,来到丽江拉市恩宗定居立基传教,当时的恩宗村曾一度成为东巴阿明于勒授经传教弘法名扬丽江的圣地。现在恩宗还有阿明于勒家族,有阿明于勒坞(山)、阿明罗(川)、阿明日(路)、阿明当(居住地)等遗址,还流传有一些与阿明有关的神话传说。据传恩宗村的村名纳西语音为“恩准坞”,“恩准”一词来自东巴经书《准坞许师》经书,其意为善人安康长寿之地方。由此大致推测“恩准坞”村名与东巴文化有关。东巴阿明在恩宗纳西先民民俗文化发展中曾经留下了不小的影响。元代丽江提倡汉文化以后,经过几百年的漫长时期,于清朝道光年间,本村谋灿(下寨)人拔贡木文秀在其故居开办私塾教育,恩宗村首开汉文化和儒学教育之先河,为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教育打下了基础。恩宗村人历来崇尚文化,重视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村民的文化素质不断得到提高。经过恩宗初级教育,培养出了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木芹,以及一批高级教师、工程师、党政干部、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由于汉文化的传入以及明朝末期藏传佛教的影响,在恩宗村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尤其是在传统节日、祭祀、婚丧嫁娶活动中,呈现出了一些多元文化的色彩。
岁月悠悠,历经沧桑。在恩宗村,留下许多历史遗迹。恩宗的东西两端村道,曾经是丽江通往内地政事、经商往来的要道,是商贾经藏区通往印度、尼泊尔的茶马古道。在古道边还留下了藏传佛教噶玛巴法王的遗址。村子里流传着清朝康熙年间,恩宗村人木氏土司后裔阿知立到省府告状,力促丽江“改土归流”的佳话;流传着丽江义士王政、木双壁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运动,曾在恩宗村灵泉寺举旗起义的故事;流传着1936年四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将军率领下,红军长征队伍经过村子时的情景;传颂着“干灿”寨子木匠和际泰随同红军队伍到石鼓,为红军赶制木筏,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的事迹。新中国成立前夕,恩宗村一批先进青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以灵泉寺为基地,进行秘密串联,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革命活动,发动贫苦农民和青年群众,组织“恩宗农民抗征会”,清算村中贪官污吏,夺取了村政权,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首开历史新篇章。从此,恩宗村人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
注:本文选自《玉龙县史志资料选编(二)》,后面村志摘选皆同。
恩宗村氏族群体谱略
恩宗村有22个氏族。为便于叙述,借以或始祖姓名、或长者姓名、或居住地地名、或迁出地地名为该氏族之称谓。22个氏族分别居于四个寨子。
1.聚居于干灿即前寨的八个氏族
阿章品氏:
阿章品,原为普济村武秀才,是明朝后期被阿初挥氏招来恩宗村的。原因是,恩宗村东北角是黄山丫口,该丫口往西“明考老饶”(地名)是恩宗村乃至上拉市往丽江坝的主要道口,又是滇藏茶马古道路段,那时候此地段山林茂密,常有盗匪出没,阿章品就是招来驻守此地段保卫过往行人安全的。是因阿章品出身武秀才,其后裔多有习武爱武者。云南“乱世十八年”间,其后裔和发远之四弟在宾川鸡足山落发当和尚,是众僧中武功高强的“长老”。和发远几弟兄,平时练拳习武,常以兄弟间有争议的事以武打定输赢而名传遐迩,人们传有“拉市阿章品,熟业没拉老,劳过明肯土”(即拉市阿章品,三天不打架,腋下冒火烟)的戏语。阿章品后裔杨兆海、和汝质,身材魁梧,为人公道,两人都曾当过恩宗村村有林的护林员,他们尽职尽责,爱山护林,在村中传为佳话。后裔和为礼是个知书识礼之人。约在1900年前后,他曾用六开棉纸本记述了恩宗村的一些史迹,如阿明于勒遗址史实等藏于家中祖先牌背后,直到“十年文革”时才被焚毁。后裔和鸿训是邮差,1949年在跑丽江至剑川邮路时,为边纵七支队争取一名伪保安团机枪手连人带枪投奔人民军队,曾得到七支队首长的嘉奖手令。阿章品氏后裔如今已有34户160余人。
阿桃若、塔白二氏:
阿桃若与塔白二氏,原来各氏人口较少,办事活动感到势单力薄,两氏共商愿合为一个氏族。
阿桃若于清康熙年间流落到恩宗,村中阿初挥氏有事,阿桃若去帮忙,时间久了,阿初挥划地给阿桃若,此后阿桃若就在恩宗阿初挥氏一侧定居下来。300余年的生息休养,至今已发展到7户30余人。其氏后裔勤苦耐劳著称,传有后裔和开祥一人一天能脱土基一千余个的佳话。50年代其后裔和近光曾任美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法光之长子和文俊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服役期间一次奉命参加运送江中木料时,为抢险而落水,因公牺牲,被部队准认为烈士,其四子和文盛自幼喜爱足球运动,球艺较高,曾参加云南省少体队出国参赛,可谓后起之秀。
塔白氏祖姓杨,名叫杨柱,白沙乡新善人。杨柱是个有文化能写会算的人,被阿初挥氏请来恩宗,并赐予住宅田地,为阿初挥氏服务。杨柱为报答阿初挥氏的恩惠,将杨性改为和姓,从此就在恩宗村定居下来。塔白氏传至和四爷时已是有房三坊一照壁、田地30多亩的殷实人家。但是好景难留,那时正处在民国初年动乱时期,当政者抓丁苛税,和四爷家每况愈下,被逼得家破散产,难以为继。和四爷妻塔城罗巴人,叫杨顺,生有八男三女,由于生活拮据,第四子、七子幼小夭折,为避兵役之苦,第八子送白沙新善族兄抚养,第五子和文善逃往大理喜州沙村杨氏上门为婿,第六子和八斤到龙泉东开上门为婿,长子和文光有破唇缺陷,免丁,未娶,30多岁时病亡,仅有二子和文兴、三子和文山在家各娶妻成家。和文兴生三男一女,于1942年因逃兵役被关进牢房,染上疾病,放出不几天就死亡。和文山成家后生二男,到44岁时仍被民国当局抓去服兵役,行军途中病死于九河北高寨。八男三女的塔白氏后裔只留下了和文兴、和文山的两个遗孀以及他们的五个孩子,两家家境十分贫寒。和文兴大儿子1945年出走后杳无音信,二儿子和顺光落发于普济寺当喇嘛,法名仪世,1949年还俗参军,复员回家,后继有人;三儿杨润海,七岁时落发于鸡足山寺为僧,1950年逃回家后,年仅12岁的他独自偷乘货车到昆明,被昆明铁路局收留当工人,在昆上门为婿,有后人。和文山遗孀和庆先,因生活十分贫苦,将其长子和玉炳送往大具头抬村富户人家当长工,直到解放后50年代初回家;次子和玉昆,50年代末曾到易门铜矿当工人,后在家病故,有后人。至今塔白氏已发展到10户40余人。
生比氏:
据丽江县志记载:清朝道光二年(1822 年)八月,文笔山洪水暴发,珊碧(生毕)、木保等村千多亩农田尽被沙白淹没,近百户农民迁居南山里。此时生毕和知借以塔白氏亲家关系,迁居恩宗村。生毕氏迁居恩宗后,人丁昌盛,但田地较少,不晋耕种,便兼营木工业,后裔和致阳、和恩惠便是竖房木匠,村内外享有盛名,其后裔和际泰、和际月至后来的和恩庆都是相专的制作棺木的名匠,前者曾在大研镇开行制售,城里人都很喜欢买际泰、际月制做的棺材。和际泰胞兄和庆红任丽江县民团大队长时,曾参与省军清剿刘兴武、罗树昌反唐武装的战斗。后裔和秀文上世纪50年代初应招参加工作,曾在怒江州福贡县傈僳族地区服务近40年,90年代退休回乡病故;和煜文上世纪70年代任美泉行政村信用社会计,后任丽江县信用联社会计股长等职,已退休。生毕氏到今已发展到16户60余人。
后子都氏:
清朝乾隆年间,途径恩宗村的茶马古道,客商往来频繁。此间,大研镇居民和润氏,随庄迁往茶马古道旁的后子都,在那里竖房开设铺面和旅马店,以经商为主,兼营农业。到了清末,来此打点客商较少,其后裔和玉洪便经常外出到保山等地经商,后落居在保山;和玉德常往来于下关、大研镇等地经商,在大研镇五一街曾有营销商品铺面,上世纪50年代即归村务农。后子都氏到今已有4户20余人。
郭、邓、王三氏:
郭、邓、王三氏均为汉族。原恩宗村民开发的“明考老饶”田地共30余亩,因村民筹办红白二事,这些田地当的当,卖的卖,最后全部归属大研镇习自成家所有。约1939年有个名叫苟双喜的人,以十八石(约9000市斤)租子为约向习家承租,分别由苟双喜、郭士林(中济宏文村人)、邓中红(大研镇和尚庄人)三家平分耕种,每户种10亩,约负担3000市斤租子。其后,另有张显发同苟家分种几亩,租粮二石,种七年,约1947年张向恩宗上寨和汝良家买得“各古当”一块地,便离开“明考老饶”。当年苟把该所种的田地转让给王常保(龙蟠热水塘人)租种。解放后,50年代初土改时,此片田地分别为郭、邓、王三户所有,合作化时归恩宗干灿集体所有。随之,郭、邓、王三户成为恩宗村村民。如今,郭氏发展到6户20余人,邓氏2户6人,王氏四户19人。
2.聚居于阿初挥灿的一个氏族
阿初挥氏:
据传大约在明朝中期,有个名叫朱恒的罪臣发配边陲丽江白沙,路过拉市坝时,误称白沙已到,从此朱恒就在恩宗“汝茂子可”龙洞水旁定居下来。时间久了,朱恒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彼此关系很好,人们按纳西语冠以昵称“阿”字,称朱恒谐音为“阿初挥”。
阿初挥氏后嗣,有挥章、章德、德仁、仁加和仁散、散箐五代,散箐生有箐高、箐挥、箐周三子,他们个个人丁兴旺,全氏至今续有18代之多。五百多年来的繁衍生息,阿初挥已发展成为近70户300多人的寨子,寨名历来称“阿初挥灿”。
阿初挥定居后,开垦大片荒野置为田地,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至今有一些田地留下了与当时垦荒方式有关的命名痕迹,如砍竹子辟为地叫“命册里”,用砍刀辟荒成地叫“刀平里”等。
阿初挥氏的逐步发展,曾在恩宗占有过大片领地。至今仍在村中传有:当年阿初挥曾在恩宗村头(格灿)、村中(现和铭家门口)、村尾(干灿)各种了一棵柏树,示此域为阿初挥的领地;曾在坝子荒滩“罗口句”、“板当含号补”(拉市海海岛以南300多米处)立有500多斤重的大石头,以示为阿初挥田园地界。
阿初挥在村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不仅增强了恩宗村民的亲和力,还从村外吸纳了不少人家,如阿章品氏、阿桃若氏、塔白氏等,共同开发恩宗这片土地。
阿初挥崇尚文化教育,清末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有十氏和珍、十二氏和文善,新中国成立后到今仅大学本、专科毕业生近40人。
阿初挥氏在历史上,不仅信奉东巴教,还信仰藏传佛教。从十世和珍(佩错)、但史二人开始,十二世培楚、西诺达吉,十三世和钢(格勒)、和吉(罗都荣生)、和占(廷句)、和泰(汁巴)、和璋(处品)、十四世和占华(错品),先后共有十人自幼分别在文峰寺、普济寺、福国寺等佛寺中当喇嘛。其中多数人青年或中年时还俗回乡,有少数如但史、培楚、西诺达吉等人终身笃佛,圆寂于寺。还俗者中不少人另谋它业有成。如十世和珍,自幼出家当喇嘛,法名“佩错”,初识藏文,还俗后攻读汉文,考举未中,即发奋经商,多有积蓄,起房盖屋,买得举人学位,按仕第装修门面,正房悬有匾额,大门左侧壁上现在还留有一幅寒梅之下独鹤挺立仰空长叹的图画,上有“独鹤求其偶主人题”的题款,寓意深长,是当时恩宗村中有名望的仕人之一,众人敬称其家其人曰“西爷佩错”。
3.聚居于谋灿即下寨的有三个氏族
杨氏:
清乾隆年间,会做制革手艺的龙泉村杨国先及其弟杨某,经常往来于拉市坝和金沙江边龙蟠一带做皮匠,制作羊皮坎肩、皮鞋(纳语称喜饶)、皮口袋、皮索等。此间,其弟杨某落居龙蟠,杨国先落居于恩宗村“干律吉可”(龙洞水)旁,购置田产,边务农、边制作皮货,其后杨氏制皮手艺接代承传。值得一提的是六世杨芬缝制的野山驴皮口袋(纳语称拉打),赶马做生意的锅头老板最为喜爱,争先求购,供不应求。杨氏制作的皮件产品,由于工艺高超,质量上乘,在拉市、黄山、南山、龙蟠等地享有胜名。杨氏制皮行业一直传袭到七世杨义达一辈人。杨氏现已发展到19户90余人。
木氏:
清朝康熙年间,木氏土知府木尧之次室李氏长子木枝若、次子木全迁居恩宗村。恩宗上寨寨中间有一座长满黄栗树和灌木的小山包叫“本时坞”,山包东面有个小岩洞。古传木土知府曾在此山包上养过马鹿,这个小岩洞就是关马鹿的地方。木氏对这座黄栗山包情有独钟,木枝若就落居在黄栗坡旁,木全落居在该小山包不远的“信春坞肯”(地名)。
木氏木枝若、木全兄弟俩,在恩宗村繁衍生息,勤耕尚读,推崇进步思想,顺应历史朝流,其后裔多有出众者。清康熙末年,木氏兄弟竟与土知府分庭抗礼,支持木全之子阿知力上云南都督府告状,要求改土官为流官,顺应了历史发展,曾在丽江纳西族中传为佳话。清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波及全国,木氏继荣积极响应,在恩宗村灵泉寺参与王政、木双壁组织了“黄山哨起义”。全国解放前夕,木氏成义在村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组织“农抗会”,率先夺取了村政权。又如学业有成者,有清代的拔贡木文秀、举人木坤、痒生木继荣,丽江府中学堂毕业生木成文,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木芹,云南省财贸学院毕业生木德仁等。
在村内外,木氏兽药兽医也曾享有盛誉,从六世木若之后,有木成梁、木鑫都是兽医能手,在拉市坝内外都很有名气。
木氏到今已发展到近30户130余人。
章浦氏:
据传,章浦,其弟章箐,均为中济村武秀才,明朝嘉靖年间为木氏公土知府的将领。当时章浦兄弟受命率部出征,行至七河“拉麻久”的小山坡时中敌军埋伏,章箐战死,部属损失惨重,章浦带领余部回府,木土知府斥其兄弟两人为过,便贬为庶民,躯出知府,章浦未回家乡,落居在恩宗村“吉册可”(龙洞水)旁。
章浦在恩宗娶妻生儿育女,开垦“口美崩”以西荒地为基业,兼做生意,到六世那浦准时已成为拥有200多匹马的藏商,在住地不远处竖起一幢三层门楼,以观望住地四周马帮之用。门楼原址现仍叫“空美都”,意为竖立有大门之地。到后来,那浦准马帮旅藏途中于龙蟠宏文村遭遇泥石流,马帮几乎全被覆没,损失惨重。
清光绪十六年(1890),丽江流行瘟疫,恩宗村也受到传染,死了不少人,仅章浦氏就绝了六户。绝户产业全由章浦十三世和治同继承,恩宗传有“仁兄治同一户供奉七座祖先牌”之称。章浦十三世和德婚后生下的几个孩子都因病夭亡,家中又不慎失火,烧毁两所楼房,仅剩几间平房,家境十分清苦。德死后,其妻招来恩宗村护林员肖山(汉族)为夫,生阿彦一女。肖氏死后,德妻抱养亲侄和汝才渡过了艰难的一生。章浦十四世和继仁为中共地下党员,是解放军边纵七支队副指导员,1949 年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光荣牺牲。
章浦氏经历了近500年风雨,到今已有20余户100余人。
4.聚居于格灿即上寨的有十个氏族
阿明氏:
恩宗村的阿明氏祖,名叫阿明于勒。据传,阿明于勒是纳西族信奉的东巴教圣祖阿明什罗之弟,是公元11世纪宋仁宗时候的人。阿明氏从阿明于勒之后到今,约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恩宗阿明家族接代口传:该家族是从白定(原中甸县三坝乡白定水甲村)迁来的。东巴典籍中亦有“阿明于勒到丽江地方传教去了”的记载。阿明于勒来到拉市坝,在恩宗定居下来,一边开山辟地,一边开始传播东巴教经教仪,做东巴祭祀活动。从阿明于勒起,该家族曾经是相沿数百年的东巴世家。言传阿明于勒知识渊博,法力高超,会识鸟音,有降服龙王之法术。从阿明于勒起至很长一段时期,恩宗村几乎成了丽江县境东巴教传教活动的圣地。至今在恩宗村仍留下有以阿明名字命名的山“阿明于勒坞”、箐“阿明罗”、路“阿明日”、住地“阿明当”,以及还有一些阿明东巴祭祀活动的遗址遗迹。阿明于勒之后,在村中影响较大的曾有其后裔阿明苏旦、阿明腊若两代人。从阿明于勒始到今约经历了35到40代左右,而今从阿明家族祖坟碑文看到的,只有后来被称为世祖的阿卜体到和朝相、和朝举才有八代的记载,前20余代已无文字可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在东巴经中关于阿明于勒及其后续均无纪年;二是历史上纳西人家人死后都按民族习俗、东巴礼仪实行火葬了结,无文字记传。后来,到和朝相、和朝举时,仅据他们作的追溯用汉文刻勒碑记,才有了世祖阿卜体之后的代际记载。
随着汉文化和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东巴文化活动的空间逐步缩小。大约在公元18世纪中叶村中火葬改为土葬,随后逐步在儿童中实行汉文化教育,村中纳西语人名逐步改为汉文名。这样,从创教到鼎盛,从鼎盛到逐步衰落的阿明东巴世家,大约经历了25代到30代,即到公元19世纪和天意一代就已趋于失传了。
现在阿明氏族阿卜体后裔有两支:一支是恩宗村和鉴、和铣、和钺、和钊、和锦五户;另一支是,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拉市打鱼村请去做东巴祭祀活动,后来定居在那里的阿明后裔,现有和执中、和立中、和正中、和卫中、和尚中五户的后裔。
在恩宗村,追为阿明氏族后裔的还有一支,即现在的和鑫、和光、和章三户。
丈糯氏:
据传,丈糯氏原系古纳西“束”氏后裔,早期就居住在恩宗上寨的“沙劳可”,其田地从“动白”至“汝时丁”、“够美丁”一带,共约百余亩,后来由于泥石流等灾害,拉市海海水上涨,土地所剩无几,生计所迫,迁往丽江坝龙泉的文明村,同时在恩宗上寨仍留有一部份庄房。直到康熙年间,和丈带着儿子和糯,重新回到恩宗上寨“阿明罗”南侧居住。
和糯生有三子:长子挥,次子珊,幼子补。
长子挥后裔和退若生有四子,其中长子、次子成家立业;幼子在云南“乱世十八年”中被回民抓去当劳役,因患麻疹死于剑川沙溪;四子落发当喇嘛于普济寺,法名廷句,死于西藏拉萨。后来其弟子西诺(普济村人)乞讨至藏,领回师骨,对此丈糯氏深为感动,令其胞兄之四孙落发于普济寺当喇嘛(法名松登),侍候西诺予以报恩。挥氏后裔至和汝珍一代,始学汉文,时值清末民初废科举,修至庠生而止,为村中绅士,其孙、重孙亦尊读汉文,从事人民教师事业。挥后裔和鸣雁娶藏族女敬命为妻,生有八男三女,个个成家立业,可谓子孙兴旺。敬命晚年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多年,儿媳赵四花对其关怀备至,从无怨言,直至赴老送终,其敬老之德行,村中广为称道。
次子珊传至和尚贤,生有四子:长子无后;其余三子受尽抓丁逃兵役之苦痛,二子曾被抓去蹲牢狱,三子被抓去在云南省府护卫营服役,四子逃兵役在外奔波多年。后来,他们三人均成家立业。
幼子和补后裔多传为独子,直至和焕昌一代才生有三子。时逢光绪十三年(1887)村中流行瘟疫,和焕昌及两个儿子病故,一子和锡魁幸免于难。焕昌死后,其妻木金诺招来永胜梓里裁缝和才金,生和仲儒。木金诺为和仲儒继承家业一事与其子和锡魁上县衙门打官司,结果其母败诉,和仲儒即离家随其妻回娘家海东独古单居住。时至和锡魁之子和汝训,拥有土地90余亩,生活富足,有雇工收租等情,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时,曾被划为地主阶级。
据丈糯氏家谱记载,随庄落居恩宗上寨近300年,从和丈一户起至现在已有21户100余人。
阿普梅氏:
阿普梅氏为古纳西“尤”氏族后裔。原为恩宗古纳西人,后因泥石流和海水水患,搬迁至黄山安乐村。阿普梅从安乐村迁回恩宗上寨居“受守吉出”龙洞水旁,因住在村子上方,人称“勾律”(即上头),是称有“史此业开空”(72块田地)的富户。其田地在“里美吉”一带,仅“肯里美”“劳度劳冲”两块就近20亩。阿普梅氏至和吕祥一代后仅存一户,即和吕祥及其妻阿定、其子和士良等,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富农。和士良娶杨秀山为妻,生二女。和士良于1966年在四队(上寨)为集体挖土时被倒塌的土方压埋去世。其后大女儿出嫁,二女儿招二社和耀军入赘。现和耀军带其妻和岳母迁回二社居住。
和媚氏:
和媚氏,拉市古纳西人,“尤”氏后裔,居住在恩宗上寨最高处,地名“各古单”。据传“各古单”的“各”指的是长有茂密原始森林之地,“古单”即指九户人家宅基地。由此推测,当时和媚居住的地方是原始森林开发来的,和媚氏人丁兴旺。其住宅以西的“动白”一面坡约百亩土地为和媚氏所属,后来由于泥石流灾害,迁往金沙江边龙蟠的“汝排比”谋生,直至清康熙年间又迁回恩宗上寨居住,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数百年相沿,子孙独后一支,清代到其后和长久时,续娶三妻也只有独子和绍先,直至现在其孙一代有后二男。
和林氏:
木枝若氏为保护其林园“崩时坞”(黄栗坡),从白沙岩肯(岩脚)请来远亲和林管理林园,从此和林就落居在黄栗坡脚下,人称“岩肯林”。
和林人丁兴旺,经三四代,已成了近10人家的小寨子,称为“律灿”(中村)。由于灾荒和瘟疫,时至和自光、和自新一代仅存一户,和自光娶两妻无嗣,和自新亦娶两妻,得一子三女。和自光不惑之年丧妻,便吃斋念佛,与其弟一起生活。和自光常说“行善是人生之道,安康乃长寿之基”,每天早上他都要在香火中诵一次“弥陀经”之类的经书。村上每年“上元”、“中元”诵经拜佛活动,常由和自光主持。村民遇有红白二事,常请和自光设计坛礼,如办红事搭彩棚、彩坊、安悬寿屏楹联;白事灵棺设置、祭品安放、入宗仪式、司仪、起灵送葬等。和自光乐于行善为村民办事,一不吃荤、二不收取报酬,平时待人和蔼可亲,言行有德,村中老小都敬称他“阿老丁”(老爷爷)。
和林氏至今已发展到5户近30人。
和加氏:
清乾隆年间。游离乡间的和加是个打铁巧匠,其妻也是个裁缝里手,夫妻二人走村串寨,有铁活就干铁活,有缝工就做缝工。手里有了钱,和加从相好阿普梅家购得一块地,叫“居里满”,是阿普梅常种蔓菁地之下半节。和加从此落居在恩宗上寨。到民国时,和加氏有和隆修及其弟和崇典二户,兄弟两以务农为业,农闲时,和隆修兼做铁、木匠,和崇典兼做砍手(指砍木成料的人)。其后裔和崇典之长子和发先,虽处家境贫寒,但能发奋苦读,终于成才,其事迹为村中称道。
至今,和加氏已发展到7户30余人。
向氏:
向氏原系金沙江边龙蟠七坪拉丁人,汉族,是1940年大研镇杨钟全招到恩宗上寨守杨家庄房的。其所守庄房原为恩宗上寨古纳西后裔和玉培氏田产。和玉培婚后无嗣,抱养外侄和本木(正盛村人)。和本木生有二女,大女叫太花,二女夭亡。和本木无心耕种土地,先后将和玉培氏土地及房屋变卖,田产全部落到大研镇富户杨钟全手里,杨即招龙蟠向正仁坐庄耕种。和本木即携眷迁居文笔村卖工或制作口弦求生,直到年老时才又迁回恩宗上寨开荒度日,直至寿终。向正仁是个狩猎能手,在龙蟠曾猎获老虎而闻名,到恩宗村后也常上山狩猎,在其居住的房后“崩时坞”山洞内供奉着猎神。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时,杨钟全房产全部归向正仁所有。向正仁夫妇生有四子,其子向安义,早年落居大研镇寨后村;向安军民国时当兵流落湖南兴化县花落村;向安庆、向安红在本村安家。本村向氏到今已成5家20余人。
黄美荣氏:
民国初期,四川盐源县江湖游医黄美荣,因婚姻纠纷引起命案,怕当局查究,便携眷来丽江躲避。黄氏来到丽江后,将原黄姓隐去改为刘姓,在丽江黄山、拉市、龙蟠一带看病行医,给幼儿接种水痘等,黄氏常骑一匹花马,人称“刘花马”,在乡间小有名气。不久得到打鱼村梁氏干亲家帮助,黄氏在恩宗上寨买得一块山地,该地块位于茶马古道边,便就地起了一所房子,边行医看病边种地度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恢复原来姓氏,其长子刘小元改为黄金山,二子称黄银山。现今黄氏已发展到8户30余人。
高苟若氏:
高家原系鹤庆辛屯高氏。高氏苟若之父幼年时被藏族马帮拐去,由藏族抱养成人后,与藏族女儿结婚,便成为藏族。民国时期,苟若便流落丽江,先后在普济、恩宗等地寄居。苟若是个铁匠,特别是取火用的火链打得好,乡里人都喜欢用他打的火链。其子高金发常外出做药材生意,其妻其女在家纺羊毛织毛毯。在恩宗上村寄居时,其二女儿高学秀与丈糯氏和鸣雁相爱,两人跑婚,和氏向高家求亲,苟若不允,直到和氏将“敬达崩”(地名)约五亩一块地答应给高氏耕种,才把高和家的婚事办成。高氏得了该地后,便买了一所旧房,定居下来。其子高金发,曾参加解放军边纵骑兵队,经历过沙溪战役、剿匪战斗等作战。高氏现已有4户20余人。
张显发氏:
张显发原系东川张氏后裔,其祖父伙同邓氏、史氏流落丽江,邓氏居大研镇和尚庄坐庄,史氏已绝后,张氏为他人在正盛莪当肯坐庄。张显发兄弟四人,居无寸地,耕无田块,于上世纪40年代购得丈糯氏和汝良“各古单”(地名)一块荒地,便冲土墙架椽搭瓦为房定居,开荒种地并租一部分他人田地耕种维持生活,从而落居在恩宗上寨。现张氏已有5户20余人。
村道及村道轶事
恩宗村东北面紧靠黄山丫口。黄山丫口是原丽江县拉市、龙蟠、石鼓、九河等地进入县城必经关口。因此恩宗村道成为丽江西部与东部往来之要道,同时也就成为滇藏丽江茶马古道之一段。恩宗村道有古村道与今村道之分,古村道又有北村道和东村道两条。
——古北村道
此道从恩宗村北山角往西北方向延伸,经龙蟠通往中甸(香格里拉)藏区。
北村道上,有藏传佛教噶玛巴法王留下的遗址。从黄山丫口沿北村道约半公里处,现在人们称其地名为“明考老饶”。“明考老饶”纳西语意为噶玛巴法王下来到此之地。据史书记载:明朝中叶,丽江木氏土司连年对金沙江以北藏区武力扩张时,对噶玛噶举派白帽系七世活佛邱扎嘉措极为敬仰,成化九年(1473 年)土司送过厚礼。成化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1485~1487),继任土司木泰给七世活佛写信请他到丽江作客,但未能成行,七世圆寂。正德十一年(1516),应继任土司木定邀请噶玛巴八世活佛弥觉多杰应邀访问丽江。据村中民间口碑言传:当时噶玛巴法王是驱赶灭除妖魔来到丽江的,妖魔驱到此地被擒,噶玛巴便宿居此地宰妖示善。“明考老饶”有一壁从大山伸出的山崖,崖壁间显有像魔皮似的黑影,崖缝间嵌夹有肾形的红石,崖下偏坡地上竖有鼎形的三颗大石头,纳西语称“竖刮鲁”,即三鼎灶脚。口传这是噶玛巴驱妖到此,将妖魔捉拿宰割,把妖皮挂在崖壁上,妖肾嵌夹在岩间,其余尸骨用大铁锅架在三鼎灶上熬焦,将其尸骨灰炭用铜锅和铁锅相扣深埋于“私构平古”(地名)。后来,恩宗民众敬仰噶玛巴,在“私构平古”埋妖的锅顶上盖建了一座小庙宇——可乐庙,祀奉着噶玛巴的泥塑偶像。在“明考老饶”山壁间有一个岩洞,洞里的石坎上有形似人脚印和马蹄印的印记,传说噶玛巴到此地时就曾住在此洞里,是当时他留下的脚印和坐骑蹄印。山岩下有一个水塘,常年从岩脚流淌出一股清滢的泉水,传说此水是噶玛巴为了饮马和取水煨茶,用他的法杖捅出来的。在水塘边上长有一棵一围粗的青皮树,年年春发冬枯,传说是噶玛巴把坐骑拴在该树上,啃食树叶树枝的缘故。
从噶玛巴八世之后,九世活佛旺丘多杰、十世活佛丘英多杰多年居住在丽江,特别是十世丘英多杰在西藏与格鲁巴(黄教)的争斗中败北逃往丽江避难居住多年,受土司木增之邀,在丽江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据传他几次路经“明考老饶”时在此歇息,他把“明考老饶”封为建寺风水宝地,即封寺名叫“时居美”(意为白马寺),是后来因有人误传,被普济的木氏开山喇嘛把“时居美”建在普济山上的,即现在的普济寺。因此缘故,普济寺喇嘛凡是要到西藏朝觐受荐噶玛巴时,行前必须在“明考老饶”打野歇宿一夜,上路前出行人须带随行马帮牵着头骡行绕三鼎灶脚三圈,方可启程。
在过去,“明考老饶”被人们看做是个神秘的地方,特别是藏族同胞。出于对噶玛巴法王的敬仰,过去常常看到一些到宾川鸡足山寺朝佛的藏民和往来茶马古道的藏商,经过这里时,要在此歇息或宿营,诵经烧香磕拜,祈求噶玛巴法王的保佑。
在“明考老饶”三鼎灶脚石朝南的石壁上,刊有“现龙头角”四个大字,据传是清雍正初年首任丽江知府杨香必所题。是年龙蟠阿喜一带发生虫灾,知府杨香必前往视察,返回途中夜宿木别村,看到木别一带山林碧翠,泉水清滢,溪流潺潺不息,便问:“此地何名”?旁人答:“木别村。”杨曰:“还是叫美泉村好。”美泉村由此得名。次日,杨从木别出发,一路山色如龙,行至“明考老饶”,休息片刻,杨知府走到龙洞水池旁,看到池中倒影,石山突起,岩尖似角,犹如蛟龙戏水,便说:“从木别美泉到此地,山形地貌,活像一条青龙伏地,龙头就在这里了。”杨香必回府后,余兴未尽,便命笔“现龙头角”四字,并派人将这四个字镌刻在此。
令人遗憾的是,近十多年来,由于有人在“明考老饶”地段采沙炸石,未能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噶玛巴遗址遭受毁坏,传说中的三鼎石、岩壁、岩洞以及知府杨香必题字已荡然无存。
在北村道的“明考老饶”还发生过一起状告恩宗到省城的赵氏官司。赵某,大研镇人氏,清光绪甲申年(1885年),任凤仪县知府期间病逝。赵氏家族将其尸棺运回丽江故里,当棺木抬到恩宗“明考老饶”时,经阴阳先生指点选“明考老饶”为赵氏墓地,赵家便找到恩宗当事乡绅,假称在还没有找到坟地之前,请求暂寄埋于此。“明考老饶”是藏传佛教法王噶玛巴授意的神灵风水之地,恩宗乡绅开始不同意在此埋棺做坟,后来在赵家一再恳求下,允许赵家在此寄山时日。这样,赵氏棺材就埋在龙洞水边的三鼎灶脚附近。可是几年过去了,赵家不但不把棺尸搬走,还依仗权势说这里是赵家选好的坟地,进而破土砌石,起华表,竖碑立墓。赵家的言行,激起了恩宗乡绅民众的义愤,全村官民群起而攻,砸碎了华表,掀翻了墓碑,责令赵家把棺尸立即搬走。赵家对此不以为然,坚持不搬,置丽江知府于不顾,把恩宗村直接状告云南都督府。省府受案,传令恩宗村人到省府侯审。恩宗人接到出庭候审指令后,全村动员起来,很快筹集了不少钱款,选派阿初挥氏和福元到省城侯审。和福元一到省城,就突如其来地被官府抓捕关押。当时在省城的有个阿初挥氏人和士元,是和福元之胞弟,武秀才,在省城做官的鹤庆人李伯英家当差役。和士元便利用李伯英对本人映象较好的关系,向李详细诉说赵氏恃权强占恩宗风水要地为坟地的真实经过,得到省衙官员李伯英的帮助。过后不久,省衙释放了和福元,并判决赵氏告败,恩宗有理,所下判本大意是:恩宗神灵圣地,赵家不得葬尸,恩宗人也不得垦植,永保此地风水。随后赵氏之坟也搬到了离原葬处较远的地方。
官司打赢了,恩宗阿初挥氏和士元、和福元在这场远离家乡到省城应诉的官司中作出了努力,付出了很大代价,经村中商议,把村有林中“禾班兰可登”、“私构平古”各划出一片林地,分别尝予和福元、和士元弟兄所有(上世纪50年代初归回村集体),并设筵庆贺,赠予“望重宾筵”匾额,敬称和士元为“和老爷”。此匾至今尚存。
这条古北村道是上拉市均良、南尧、美泉以至龙蟠阿喜人上丽江县城和往来做事的主要干道,每逢旱年旱季尘土飞扬,雨季泥泞路烂,十分难行。大约光绪二年(1876),正盛村的木植、恩宗村的和自光等乡绅,应民众之需求,兴捐筹资,动员民工修建了一条中间条石铺就,两边杂石镶嵌,宽二米,长数公里的傍山坦石人马行道。在当时条件下,是全靠人工开挖、人背肩挑修出来的,人们所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海北新路的开通,这条老路走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古道无履,路石不存,遂以废弃。
——东村道
此道从黄山丫口,经恩宗东山脚与阿明于勒坞山脚夹川直下拉市海东向前延伸。建国前是人马行道,建国初期修建公路后,就成为通往大理、楚雄、昆明以及中甸和藏区的国家级公路干线。
1926年,云南军阀争权,大理镇守副使罗树昌反叛省督唐继尧,唐部属刘兴武团支持罗树昌,便起兵率部窜往丽江,唐继龄奉命率部到丽江追剿刘兴武。丽江官绅奉唐为正统便支持唐部行动。据传当年8月8日,刘兴武驻进拉市指云寺,活佛东宝得悉刘军出师不吉,当晚活佛特意制作干猪肝、大公鸡、大桃子各一盘赠与刘兴武,暗示刘“赶紧逃走”,可刘对此毫不在意,次日早晨整装率部向丽江城进发,当刘部行至“独古当”与黄山丫口之间的恩宗村道上时,前面遭到唐部和丽江地方民团阻击,后面有中甸藏族骑兵队夹击,西面有恩宗民团防守,交战中刘军伤亡惨重,四处逃散,溃不成军,刘率其残兵逃向马鞍山,亦在重兵围追之下溃败,刘被擒,全团覆没。
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肖克将军率领下,浩浩荡荡走过恩宗村道,曾留下“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豪绅,农民才能得翻身”等标语,翻过雄古哨,渡过金沙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奔赴抗日前线,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万里长征的壮丽篇章。
——海北新路
1956年至1957年,拉市农村实现了集体化,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原有的人马行道,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1956年由当时的拉市区海北乡统一规划,当年春季调集海北各村社劳力,开始修筑这条乡村公路。这条新乡村公路,从黄山丫口的丽昆公路南下半公里处分出,经恩宗村南约二公里一直向西延伸,横贯海北各村。继与这条干道交叉,恩宗各生产队修筑了通往各队田间的马车道。这条海北乡村公路干道的修通,是海北村人从人背马驮向机械运输飞跃的开端,几十年来,它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大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新路开通使用后,由于人车流量与日俱增,路基逐渐损坏,冬季尘土飞扬,夏季泥泞满道,路面凸凸凹凹,人车难行,虽经组织几次修补,始终未能根治。1996年随着对旅游产业的重视和发展,由拉市乡政府统一规划,组织筹措资金,村社每个农户集资800元,同其他村社一起重新修整了海北公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先后分别于1999年8月14日和1999年3月23日来丽江视察时,就是经此乡村公路到美泉三文鱼公司养殖场地的。经过十余年的运营,近年来路面不少地段出现毁坏情况。2008年1月由政府投资又一次重新铺设了路基和路面。如今的海北公路全段是平坦稳固的沥青路面,虽路面宽度欠佳,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海北农村的道路交通状况。
——村内路道和田间道路
原来,村内路道和田间道路,路况较差,特别是一到雨季满路泥泞,村民生产生活都很不便。2000年四社村民投资投劳,历时一个多月铺设了村内主道水泥路面,后来得到和钺帮助又铺设了到村内各户门口的水泥路面。其后,三社于2002年、二社于2003年、一社于2004年先后由政府补助村民户投资投劳铺设了村内路道的水泥路面。从此改变了村内路道状况,村容村貌有了改观。近年来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从2004年以后各社先后组建了骑马游乐场,马匹增多了,原来的田间道路已经很不适应。从2006年6月开始,全村四个社分别修建了从海边各骑马场与海北新路相连的田间弹石道路,路宽六至七米,全长3022米,除村民投工投劳铺设路肩路基外,所用沙石、水泥以及铺石用工大部份由政府投资,计30余万元。不仅大大改善了全村田间道路状况,同时为全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阿明于勒其人、传说、遗址及其影响
1.阿明于勒其人与传说
关于阿明于勒,据说是东巴圣主阿明什罗(又名阿明茨塔)之同胞兄弟,约公元11世纪宋仁宗时代的人。今在恩宗上寨阿明后裔中口传,其上祖阿明于勒是从“白定”(今香格里拉县三坝乡水甲村)迁来的。阿明于勒同其兄阿明茨塔在白定修行得道后,两人便修定了东巴经典和仪规,随着东巴教影响的逐步扩大,阿明于勒即离开白定,沿金沙江来到丽江。阿明于勒来到丽江以后,便在恩宗留足定居下来,开始了东巴经典在丽江的传播。从那时候起,恩宗村几乎成了弘扬东巴文化,传授东巴经典的圣地。阿明于勒及其后裔阿明苏旦、阿明老若三人在恩宗村及其以外的地区都有较大的影响,曾被人们把他们尊为三代圣师。传说阿明于勒知识渊博、法道超群、才智过人,受到当时丽江土司木老爷的嫉妒,传说是被木老爷害死了。
阿明于勒在恩宗村留下了许多有传奇色彩的神话故事。述几段于后:
神算宅基地。阿明于勒初到拉市时,一看这里是个四面环山的好地方,当时坝子中间没有海,山上山下全被绿色森林覆盖,遍地花草繁茂,像是个万紫千红的聚宝盆,几条清溪流经坝中,流进山边溶洞,还有一条古道从坝子中间东西方向经过。阿明于勒被这诱人的美景迷住了。“这不是人间仙境吗!”阿明于勒寻思着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于是阿明于勒来到坝子中间诵经占卜,得出的结果是,这里“班打里考卡,阿打里考卡(纳西语意为这里将是海鸟水鸭飘游的地方)。”说的是这里将来可能要变成海子,不可在此安家居住。果不其然,没过多少年,林木参天的大坝子变成了海子。人们都说阿明于勒是个下凡的神仙,算得真神!
使法术变白粑为黑粑。传说阿明于勒到金沙江边传教时,与几个过路商人同行,攀谈之间,商人认出了于勒,几个商人便低语相商,人们都说于勒法道高超,不知是真是假。其中一个商人对于勒说:“世人都说你法术高明,什么人都瞒不过你的眼睛,你知道我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吗?”于勒默诵经文,暗使符法,便说:“你口袋里装的是三个黑色的粑粑。”商人想于勒在说瞎话了,便说:“是三块粑粑,但不是黑色的。”于勒说:“你说不是,那么你就拿出来看看吧。”那商人打开口袋一看,果然是三块黑色的粑粑,是于勒使法术把白粑变成了黑粑。众商佩服于勒,称道他法道通神,名不虚传。
阿明识鸟语。传说阿明于勒是个无所不知的圣人,说是村头有颗参天大树,有天一只乌鸦飞来歇在树上“哇哇”叫起来,众人说这可能是不祥之兆,猜测有什么灾祸来临了。这时,大家想到阿明于勒识鸟语,就问于勒:“你听听,那只乌鸦在说什么?”于勒听了听乌鸦的叫声,就说:“那只乌鸦说,那远山背后的山坡下,丢弃着一具皮毛白色的马尸,我们大家都去美餐一顿吧。”人们捉了一只乌鸦,系上记号放了,有心的人跑到远山背后看了回来说:“于勒说的不假,那里的确丢着一具白色的马尸,是这里飞去的那群乌鸦围着马尸在美餐呢。”又一日,一群麻雀飞来歇在树上叽叽喳喳叫起来,众人问于勒:“你识鸟语,你说说这些麻雀在说什么呢?”于勒听了听后说:“这群麻雀在相互邀约,它们在说‘拉罗米则命色夜,米则主比老(意为拉罗那个地方大麦熟了,我们一起去吃大麦吧)。’”人们又捉了一只麻雀做记号放了,随后派人前去拉罗看望,那里的大麦真的熟了,也是这里飞去的那群麻雀在高高兴兴地吃着大麦呢。人们都夸阿明于勒真神,真聪明。
使定身法。传说阿明于勒会使定身法。有一次阿明于勒外出搞祭祀活动,过路道旁有几个妇女坐在石头上休息,看到阿明于勒经过,便你一言我一语戏弄阿明于勒,把于勒逗得很难堪。于勒不理睬,可那几个妇女越说越展劲,于勒厌了,对几个妇女使了定身法,把她们的臀部粘在石头上怎么也起不来,于勒望着她们面带笑意地说:“让你们说下去吧”!弄得她们一再求饶说不敢再戏弄于勒时,才给使法得以解除。
“受守吉出”(纳西语意为说服龙王出水)。阿明于勒从“私构平古”搬到“各古单”时,那里是个缺水的干地,饮水和做“壬昧”、“署库”祭祀等活动都很不便,为了解决水源,在其住所旁的箐沟处诵经做法,目的是要让那里的龙王开源出水。于勒此举,人们都表示怀疑。可是于勒坚持说:“只要有善良忍耐之心,坚持下去是会有结果的”。阿明于勒仍诵经做法祈求龙王,坚持数日,一股清澈的泉水从箐沟靠山边处哗哗地流了出来,供阿明家和众人饮用,东巴祭祀活动也方便多了。相传“受守吉出”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出水的整条山川也叫做阿明罗。由于阿明于勒的善良之心感动了龙王,阿明家族和众乡亲不但喝到清澈甘甜的山泉水,哪家办红白大事,只要阿明于勒做法祈求,龙王还把洁净的锅碗瓢盆等用具搬出来供办事人家取用,事完后要放回原处归还。只是有一次做事邋遢的人家,所借的用具归还不按时间,龙王生气了,从此不再借出来了。
2.阿明遗址
阿明于勒来到拉市坝,卜卦知道坝子中间不宜居住后,就来到“私构平古”,那里山林茂密,站在山头上可以环视整个拉市坝子,东面是一块月牙型的沟壑地,靠东边山岩脚下有一塘清澈的山泉,潺潺地流淌着。于勒卜卦示:“鲁饶恩美堆,精于号英堆”。得示这里是迁徙落脚的好地方,是人生安康长寿之地。于勒便在“私构平古”东北角的山脚下选址定居下来。阿明于勒定居后,便一边开山辟地谋生繁衍,一边开始了传经授教活动。其房后的山坡顶上是农历初一、十五烧天香的地方,纳西语称“车米肯古”,即烧圣火除秽气之处。此山坡从那时起便称“阿明于勒坞”。阿明家住地对面山岩间有一个岩洞,便是阿明家族寻祖地“武金岩可”。山岩脚坡处是一塘龙潭水,为阿明东巴“署库”“壬昧”的地方。在阿明居住地旁边,还设有“东巴所当”(学东巴仪规场地)和“东巴聪当”(跳东巴舞场地)。
大约在明朝中期,藏传佛教渗入丽江,噶玛葛举派白帽系八世教主弥觉多杰、十世丘英多杰曾来到此地,并指点要在此山脚龙潭水边修建白马寺,此后往来于茶马古道的藏商和到宾川鸡足山寺朝佛的佛教信徒纷纷在此龙洞水旁露营,立幡、诵经、叩拜,祈求噶玛巴保佑平安,此地亦被人们称为“明考老饶”,并在“私构平古”修建了一座“可乐庙”,庙里塑了噶玛巴泥像。阿明居住的东巴圣地便受到了藏传佛教的挑战和排挤,阿明东巴世家就从“私构平古”旁搬到了“知排坞肯”(白土坡处),即现在的恩宗上寨阿明氏老宅基地。在那里另设了“东巴所当”和“东巴聪当”,北面高山山顶辟为烧天香处,至今其山名仍叫“车美居”(烧天香山)。此天香原来为阿明东巴祭烧,后由其信徒东巴祭师后裔正盛人和氏继承,尔后成为正盛村的村规民俗,直到后来,祭烧地点由“车美居”移至“拉鹿坞古”(山坡),此规一直沿袭到1950年。在“车美居”东山面的半山腰间,有一块平坦的台地,是阿明东巴赎魂祭祀活动的地方,叫“俄绍当”(纳西语意为赎魂地),离“俄绍当”半公里处靠北向南山崖间有个岩洞,是阿明氏族的托祖地,叫“武金岩可”,现在人们仍把这里叫“武金岩可”,从“武金岩可”往下500米处茂密的松林间,有一块台地,那是阿明东巴的“孜乌毕当”,现称“勒孜书古”。在“勒孜书古”的西面山坡处,正对阿明住地之上方为阿明“塔白”,那时传有“坞古坞塔处,坞满坞塔处”(意为要在村头村尾山坡上都要建竖柏树枝干做成的塔)的说法,主旨是要在村头村尾拦住风水地脉不使它流走。那个时候,在村头此地和村尾(现一社靠山边处)都曾竖有柏树枝干建造的柏塔,每年二月“署库”时都要在该两地竖立柏塔搞一次祭祀活动。现在这两地仍叫“塔白”。“受守吉出”龙洞水处,即是阿明东巴“署库”、“壬昧”的地方,“署库”、“壬昧”即是东巴教较大的祭祀活动。那里沿水流而下的箐沟至今仍叫“阿明罗”。在阿明住地东面山坡上,有一小块松林茂密的平台地,是阿明东巴家族的火葬场,称“阿明英足当”(‘英’即‘英古堆’丽江,‘足当’意为火葬)其全意为阿明氏东巴在丽江的火葬场,现在仍为阿明家族的墓地,地名仍叫“英足当”。
从恩宗村往东北方向,有一条以阿明名字命名的山路,叫做“阿明日”。此路从阿明家出发,经“补义罗”“恨兄当”“格班谋班”“里坞东”“解脱林”“张章崩”,经大具渡口到白定,是阿明东巴及其弟子往来东巴第一圣地白定的神路。传说阿明东巴在恩宗给前来学经的弟子们授经传道,将法道修好后,还要到“什罗乃可”“汁在”(即威灵附体),才可成为真正的东巴祭师。在阿明大师门下学经的弟子们,就是从这条“阿明日”到白定的。到后来,因为白定“什罗乃可”路程较远,费用较大,学成弟子们才改在丽江文笔山西麓的大岩洞进行“汁在”,此后,此岩洞即被称之为“阿明什罗可”。阿明东巴常司其弟子在此“什罗可”诵经修行“汁在”,培养了许许多多东巴祭师。阿明东巴到文笔山“什罗可”,要经过汝南化等村落,许多时候东巴师徒住宿汝南化村居民家,耳濡目染口授,汝南化村民受东巴影响越来越深,信奉东巴教的人也多了起来,后来就成了丽江有名的东巴村,出了不少东巴大祭司。
阿明家东巴时期遗下的一幢古老的房子,即三间平房,据传是当时的正房。房子靠右前端设了洞柜式的一格间,家里人称做“窖”,窖里就是放置东巴经书和法器的地方。东巴失传后,此格间用做存放粮食兼卧室。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曾在此“窖”的上方发现过不少被虫蛀了的东巴经书和一些东巴法器。
3.东巴文化影响的痕迹
东巴圣主之一的阿明于勒,在恩宗村及其以外的地区影响较深。人们在历史上曾经把阿明东巴创制的经书看作是天书,把东巴占卜的卦示经文当作神灵旨意,把东巴祭祀活动当成祈求神灵保佑的唯一宿愿。诸如:办喜事要请东巴算卦卜吉,诵经“素柱”,让神灵把新郎新娘结缘一体,固定在新郎家的“明斗”(擎天柱)上。办丧事的“兴开”(即开丧),当年或次年的十一月初四超度死亡者“欣务”(即大祭祀);一年开头的祭天,而后的“署库”、“余毕”(现称塔毕、初毕)等,进行祭天地、祭龙王、祭祖宗活动。平时人们或有什么不昌顺之事,就做祈求神灵保佑的“孜坞毕”“壬昧”等。人们有了疾病或不祥之事,请东巴打卦占卜寻原委测凶吉,按卜经“赎魂”“窝江道”(除是非)、“动布”(驱冤孽鬼)等除邪驱魔送鬼等活动。阿明东巴数百年的授经传教、祭祀活动,增培育过不少有识知务的大小东巴。在恩宗村20世纪70年代去世,时年70余岁的男性,有许多都会咏诵几本简易的东巴经文,会遵行东巴遗下的东巴仪规。如大年三十除夕诵除秽经,纳西语称“臭宋”,划扎一把松林火把点燃,搭上一把野生小鹃花(纳语称耍构),边诵经边走进所有房间除秽,然后燃烧在天井的边角处。大年初一在祭祀“三朵”(指纳西保护神)、“城隍”之前,又一次用同样方式咏诵除秽迎新经。正月大祭天、七月小祭天,纳西男性大多数人会咏诵祭天经。农历六月“塔毕”、十一月“初毕”(又称“余毕”)纳西祭祖节咏诵“崇搬经”(诵本族迁徙历史)。平时家庭中牛马畜禽不顺,咏诵简要的五谷经,家人有病痛,咏诵驱鬼除魔的除邪经。居家占卜凶吉便是随常之事,一旦遇有什么不祥不顺之事,便口诵简单的卜经句,取一个盘子竖鸡蛋或立玉片,或取一小碗竖筷子,边竖边诵,能竖立即示为灵验,就按卜示行事,或驱魔撵鬼,去恶除邪。
明朝中期以后,东巴阿明世家的影响逐趋消减,其家族传袭也随之逐日衰微,以致后来断代失传,村中的许多东巴祭祀活动也随着逐渐减少并失传了。如村中“署库”“壬昧”仅沿袭到1949年,祭天沿袭到1952年,只有“塔毕”祭祖沿续至今。各种民间平时能够咏诵的经文,也几乎销声匿迹,今天已成为历史。
丧葬习俗
1.早期丧俗
早期,村中人去世后,要请东巴祭司主持“兴开”(追悼开丧),宰杀牛羊敬献,诵经超度亡灵,实行火葬。村后山间有个火葬场叫“谋足丁”的地方,分有焚烧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夭亡者的三个分场。村民无论长幼,临终断气时,都要将事先准备好的“飒萨”(口琀)放入口中,纳西语叫“飒萨肯”,意为临终诀别之礼。“飒萨”,男性九粒米、九片茶,女性七粒米、七片茶,各加一点碎银,用红纸包之。得口琀年长者,未得口琀、意外伤害或自杀身亡者,幼小死亡者,都要送往“谋足丁”分别分场焚烧葬之。年长者死亡的尸骨焚烧装于陶罐,就地埋于松树下,每满一年时往家方向搬移于另一松树下,满三年时全领回家中,请东巴主持行“兴务”(大吊丧)之礼,丧家亲戚前来哀吊,牺牲牛羊鸡若干,东巴诵经、跳神、弘法予以超度,一般三天两夜,然后送骨灰进山,将骨灰撒于青松林里,将制作好的替身木及殉葬品(生产、生活用具小模型)送至“武金岩可”放置,意为将死者亡灵送回自己的祖地,始算办完丧事。
2.明清至民国时期丧俗
公元11世纪末,随着汉文化逐步传入,后来道教和藏传佛教的渗透,村中的丧俗礼仪也逐步发生变化。清朝雍正元年“改土归流”之后,火葬陆续改变为土葬,村里现在可考的有始于乾隆年间葬下的土坟。下面概述明清至民国时期的丧葬习俗。
村中老人病危卧床时,邻居和亲戚前往问候,其儿女及至亲者守护在旁,老人临终断气时,儿女或亲者适时将“飒萨”(口琀)放入老人口中,由族中长辈说“不要思虑后事,跟随您的祖辈去吧”等话以送别。死后当天,对遗体进行洗(梳)礼。家人要到大河里用新买木瓢舀水(男九瓢,女七瓢)放入陶罐里,陶罐架在三根桃树枝上,加柴把陶罐水烧开,然后掺冷水,用此水将遗体从头到脚洗净。抓一只黑鸡,扭断颈脖,放入陶罐,鸡称做“究谋”。洗梳后,穿好寿服,将遗体头朝外安放在正房中堂正位,脸部盖上一张白纸,俗称阴阳隔一纸。然后,操办各项吊丧之事。吊丧一般为三天时间,即一天悬白,一天吊丧,一天送葬。
悬白。第一天悬白之前的规俗:其一,按近亲数量分好孝布,制作好家人孝服。缝制孝服不扎边规领。孝子整装,腰系麻索,脚穿草鞋,头戴麻布帽,麻帽上再戴三篮冠。三篮冠,即由两个竹圆圈,用三条竹篾做成,中间高两侧低,呈半圆形,篾片上贴约70公分长的白纸条须。孝子拐杖,由约40公分长的梧桐树枝做成,顶部卡两片呈四角梧桐木片,用白纸裹之。孝子引路幡旗,由约长1.5米,宽10余公分的白绸一段,段头折成三角形,系上丝线拴在约长二米青竹杆顶部,竹杆顶部留几节竹叶,白丝带尾部剪成须形,丝带上写“唵!南无安养国西方极乐界莲花池会接引阿弥陀佛金手提携”。孝女身穿白孝衣,围白孝围腰,带两尾白孝巾,纳西语称“精培”。其二,要悬好白。白,有村内自制的,也有向村外订做的。年享60寿终者悬园白,由竹篾圆圈36层相连,有白盖头和白尾,用白棉纸做成花条状贴系其上,中间系有约30公分宽贯通全白的白棉纸条,称白舌。60岁以上寿终者悬寿白,白长49节,分内外两层,用金箔银箔纸剪成寿字嵌贴于其间。其三,遗体入棺。入棺开始,做好的棺木,安放于正房前檐下,孝男孝女至亲者戴孝跪卧棺前,开棺盖垫上草纸、被褥,安好枕头,由上五十岁以上的年长者抬遗体入棺,用一根红丝线调正,线的前后两端拴一小铜钱,盖上被面,用草纸裹稻草垫稳,由两个年长者盖上棺盖,用纳西话说“死门关,活门开,大吉大利,后世兴旺”等语,而后孝子起立到棺前用舂盐石钉上木扣,边钉边用纳西语说“爹(妈)您安祥度过了一世,请您保佑我!”等语,男从左钉到右,女则相反为之。孝男女及亲者一片哭泣之声。而后,“升灵”,由村中年长者抬棺安放在正房中堂,男微偏左,女微偏右。棺木安好后,左右两边各竖一个用纸拓成的金童玉女,灵前贡上香火、油灯、酒茶、八大祭碗。有些地位较高或高龄者,祭品档次较高。如村中木氏举人木坤去世时,贡用的是凤鹤鹿马祭品;丈糯氏94岁高龄和福寿去世时,贡用的祭品为狮象鹿马龙腊,八祭碗全用五彩酥油花制作。在棺木正中系上一根用稻草编结的草绳(也称草龙),将先前摆放在遗体前的荤菜、米饭、鸡蛋等祭品用一张棕叶包上,草绳结口,挂于棺木上方,并设置好佛僧诵经经台,还有贴好挽联等。如前循规善事之后,一般在下午由佛僧诵经超度,开场悬白,直系亲属可开始向死者献饭食祭品,纳语称“哈聘”,一般为六大碗熟荤菜和一大碗半熟米饭。
第二天,吊丧。从早到晚诵经超度。宗族亲戚祭丧。祭品为大米、小麦、玉米、现金。祭者将祭品放于灵前,行“三趟三献”之礼。有左右司仪,左者边口么唱祭仪调边把祭碗端给祭主上献,右者接碗放回原处。祭仪:一、祭主就位跪;二、一上香、二上香、三上香;三、出献茶、出献酒;四、出献馔,二献馔,三献馔;五、出献饭,二献饭,三献饭;六、出献汤;七、一献礼毕,叩首三叩首,二叩首,三叩首。如此往复连献三次,仪调同上。三献叩首后即数:起;孝子谢!祭主起立,向左右各恭手作揖一次。
此时,边祭边待客进午餐,八人一席,菜肴八碗,孝子头戴“三篮冠”,拄梧桐杖,躬身由一亲人搀扶到各席下叩头致谢。孝子孝女当在灵棺前吃“灵前饭”,意与死者同桌吃最后一餐饭。
下午,行入宗安神仪式。如有汉佛教僧人诵经超度,即由其教主主持入宗仪礼。入宗称死者的红事,孝子须脱孝服孝帽,孝女脱头孝,灵前摆糖饯食八盘。由孝子向家中的祖宗牌位奠香、茶、酒后,头顶牌位接祖先到棺前。入宗仪式开始,孝子下跪行上香、糖、酒、茶“三趟三献”之礼,孝子铜盆洗礼(洗手),将死者名字写入宗牌(如不识字,可先请人写好作写字态比划即可),而后将祖先牌头顶安放原位。入宗安神完毕。
晚上,佛僧超度亡灵同时,行“茂布”(送逝者)之礼,是以唱“喂没达”或“喂忍仁”来表达“茂布”之情,前来祭吊的男女老少,围着篝火,由擅唱者领头,两人对唱,众人从和,边唱边跳,一直将调子唱到把死者送回祖先迁徙来的祖始地方止。
当晚鸡鸣之前,孝女用茶罐煮一罐米饭,备好酒茶,跪于灵棺前,一闻鸣鸡之声即哭悼死者(或父或母),纳西语称“安举巴达聘”(鸡鸣时哭悼亲人)。孝女多人者,由一人哭悼,其他人跪陪。其内容主要是用纳西语抒诉父(母)在世时的艰辛和给予儿女的情和爱。概录一段调头调尾词如下:
调头词:村头居千户,千鸡啼鸣了;
村尾住百户,百狗咬叫了;
我的父(母)亲喂,请您起床吧!
九江八河水,锅里煨热了;
白铜洗脸盆,温水打来了;
我的父(母)亲喂,请您洗脸吧!
北边龙洞水,壶里烧开了;
永北土茶罐,香茶煨好了;
我的父(母)亲喂,请你用茶吧!
……
调尾词:我的父(母)亲喂,天下人世间,
白鹤活千岁,死在彩云间,
金鹿活百岁,死在岩洞间,
野鸭活百岁,死在海洋里,
阿爹(妈)岁,愿你安息吧!
……
第三天,送葬。清晨佛僧诵经超度。早饭后开始发灵。发灵前,孝子在灵前“三趟三献”。灵前横放一张两人凳,凳前放着盛有冷水、熟肉、米饭的大碗,一侧放一把大刀,由佛僧一人或司仪诵一段“开路语”,用大刀把碗砍破,叫一声“起灵”,众人把灵柩抬出停放在大门前,系绳准备抬棺。此时,屋里老人们从大门外抬来准备好的一扇手磨石,一桶清水,旺烧一盆火,安放在堂屋中,此为人们精神的一种寄托,人虽去了,可雪山永驻,金水长流,烟火不断。接着,灵棺起驾。孝子身挂入棺时留下的“哈里”(纳西语为食物种子),左手持幡旗,右手拄拐杖,被人搀扶走在棺前,每过一桥,灵棺从迎灵棺跪卧的孝子身上抬过。孝子的“三篮冠”、拐杖,还有竖在大门口死者生前用过的草席、拐杖等焚烧于送葬路上。其他孝男孝女、儿媳甥婿、男女孙辈要在离家数百米的送葬路上,迎灵棺跪卧着,等待着灵棺要从他们身上抬过,此礼称过灵。过灵后男女即转身跪卧,哭送死者远去,后由亲戚劝慰扶回。
灵棺抬到墓地后,放在垫有两小横杆已挖好的洞穴旁,孝子解下棕叶包着的“哈里”,插上幡旗,向葬穴叩头,向送葬的人们叩头,说“谢谢大家给捡一块石头”(砌坟用的)。挖葬穴的人把悬白烧在葬穴里,持黄连刺枝条打扫洞穴除邪,便开始下葬。下葬的第一把土是挖墓穴开挖时的第一锄土。挖洞人带孝子到藏土地方将土捧回,放于孝子长衫后襟里,以男左女右顺序将土簸入洞穴,说“父(母)亲安息吧,请您保佑我!”然后众人下土安埋,砌好坟堆,葬事告了。
安葬后,第二天复丧。复丧有来吊丧之内亲参加,带上纸火香条、酒茶五谷、祭碗一席。到坟地后,对新葬之坟加以砌石填土修理,将五谷撒于坟上,然后从山神开始,向祖坟一一祭奠,祭主口诵“跟您们去了,请您们招呼好”等语。其意为将死者的灵魂请祖先带归祖地。
死者安葬之后,丧礼还要办“七”,“一七”至“三七”,均由丧家办祭奠礼,“四七”则由出嫁孝女主办。办“七”一般规模不大,其中“四七”稍大一些,安个纸质牌位,由家人的近亲敬香献饭即可。人死后满一百天,满一年、满二年时都要聚集子女、族人等内亲予以祭奠,满三年时,就要办“三年斋”。“三年斋”是红事,安牌位,敬香献饭,贴红对联,脱孝解麻,请内外亲戚作客。到此,丧期正式宣告结束。
3.新中国成立后的丧俗
新中国成立后的丧事俗习比以前有所简化。人过世之后,临终时的“飒萨肯”(放口琀)、遗体入棺、贡品祭奠、亲戚祭丧、晚辈带孝、入宗、发丧土葬、复丧、办七、满百日满周年祭奠直到满三年时的办“三年斋”等,其礼俗基本做法仍沿袭下来,但有些礼俗已经从简办理,不再进行悬白,不再请佛教僧侣念经超度,吊丧送葬仅用一天时间,所在村社组织敬献花圈,孝女孝婿献祭幛,老年协会送挽联,送葬前开追悼会,由村社长或老者讲话致悼词或宣读追悼悼词等,其形式和内容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传统节日、节会与祭祀
恩宗村的纳西族,早期信奉东巴教,后来汉文化的传入和藏传佛教的影响,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也随之带有多元文化的色彩。有的村民家中死了人,吊丧隆重者,则请喇嘛或道司超度亡灵祭丧送葬;村民男性值三十六、四十九岁时,称“库基”(灾难年),也有请喇嘛或道司诵经祈福免灾的。纳西人祭祀,有祭天、祭地、祭祖、祭素神、祭灶神、祭门神、祭三朵、祭观音等等。其中祭祖先、祭灶神、祭门神可称为常年累月的祭祀活动,几乎家家户户以香火祭之。祭祖先,村民都在正房中间或正房楼上中间安有祖先牌位,牌内列有历代祖宗之讳名,上贴(刻)“祖德流芳远,宗功永荫长”、“木本水源”、“祖德流芳”等联句;祭灶,早期民居“吉美”(指母房)取火塘安三脚架(或石或铁),人们早上起来,烧水煨茶,第一杯要祭奠三脚,后来母房兴打灶,灶头壁上辟有灶君位,粘贴有灶君板刻印像,两边贴有灶联,如“上天奏好事,下地降吉祥”,横帖“奏上台”等。每年阴历腊月二十四日,传说灶君上天奏世事,故将旧灶君像拆下在河边焚烧顺水飘去,这称做送灶君,到大年三十晚上,重请灶君贴上灶君像,用猪头公鸡迎祭灶君,同时祭祖先、祭门神。
有些祭祀活动,往往又是以传统节日的形式承传下来,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发生着变化。过去村中一些祭祀活动是全村村民集体组织进行的,如全村每年有轮流担任传统节会会首八名,负责催集本村山林、水利受益者山产水利费,以筹办“孰古”、“甲日多”等集体祭祀活动。而另一些祭祀活动是各家各户分别进行的。与祭祀活动有关的传统节日、节会主要有:
1.春节
春节的节日期为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纳西语称“由本吉增”。农历十二月三十日除夕,纳西语称“那都”,这天从早晨起来,人们开始忙碌着,准备除夕过大年,舂饵块、小麦、燕麦糍粑,杀公鸡、烧猪头猪尾下锅,贴春联、门神,用冬青叶粉末为原料捻制小条香等。下午太阳落山前,用松柴火把搭野生小杜鹃枝火烟熏厨房、居室和院坝,边熏边用纳语诵除旧迎新的经语,其大意是:过去的一年,有天地保佑,“署”神保护,清洁平安地渡过了;祈求来年天地、“署”神保佑,清洁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然后将火把放于院坝一个角落里,用青松枝盖上,撒上五谷,奠上清水。这就是腊月三十晚上除秽驱邪烧的天香。接着将煮熟了的猪头尾、公鸡放于木面盆里,带上酒茶二器、红纸捻的香条、燃灯用的香油,四社的人到财神殿祭财神,一、二、三社的人到灵泉寺祭三世佛,而后回家祭祖先、祭灶君、祭门神。除夕晚餐前,要先装上一碗有几片猪头肉的米饭喂家犬,传说这餐除夕饭是犬类向天神要来的。
大年初一这一天。早上,妇女不能早起。雄鸡一叫,各居家男人带上点好火的香条、祭水壶到各社祀奉的龙洞水旁,插上香,舀来祭水。在天井摆放两张八仙桌,是在家祭北岳“三朵”和城隍用的,按北岳朝北、城隍朝东方位供放北岳、城隍“马甲”,摆在桌前的木质雕制的排碗中装上茶糖姜、祭水、五谷等祭品,用铜瓢装上黑蒿草和水冲上河里捡来已烧热的石头,利用热气绕熏贡桌除秽,纳西语称“鲁补臭顺”,而后烧燃北岳、城隍“马甲”,据传“马甲”一烧,北岳、城隍来临,便手持香条拱手祈求北岳、城隍保佑。天亮后,油煎糯米粑粑,并带上糯米粑、香条、灯油到灵泉寺或财神殿争烧头香。早饭前,点燃香条奠酒茶祭灶神。早饭后,家中晚辈向长辈叩头拜年,各氏族带上糯米粑、五彩粉皮、饭菜、酒茶器、纸钱香条和松竹梅柏鲜枝条到墓地上坟祭祀祖先。初二以后,村民们走亲访戚,晚辈向长辈拜年,参加村内外文化娱乐活动,祭天,直到十五日元宵节,到城里赶集,逛“棒棒会”,购置生产生活用具,准备春耕生产。
2.祭天
祭天,纳西语称“明本”,按氏族沿传分“配都”、“古雄”两个派系。“配都”祭日为正月三、四、五日;“古雄”祭日为正月九、十、十一日。恩宗仅有和媚氏是“配都”,其余均为“古雄”。两派祭天活动的方式和内容基本相同,均祭天、地、皇三尊。祭天场女性不入,为本氏族男性参加,是本氏族数典传祖的节日。在祭天场祭祀的日子里,氏族长者要向晚辈讲述为什么要祭天,历数纳西梅、禾、束、尤四氏的由来等。
祭天三日:第一天,一是捻制大香,纳西语称“兄错”。一般一户捻制三到五枝大香。捻香原料为白棉纸、冬青叶粉沫、约一米五长园心二点五公分的青竹杆。捻制好后,须形的五色纸条裹于白香条上,一般为香条枝头裹红色以敬天,其次裹蓝色以敬地,再是裹黄色以敬皇,往下裹不论色。捻好大香,安放于祖先牌前,打“鲁补臭顺”。二是拿些大米用脚碓舂三下,纳西语称“麻造可多”,由男家长拿米到灶君前量祭米,按参加祭天活动的人数,从大人到小孩提名量之,每人三碗,每量一个集一枝小香条。祭米要放在专用竹箩(纳语称‘麻造督’)里,到取祭水的龙洞水塘洗净,纳西语称“麻造昌”,回到家后同大香安放在一起。三是要上山砍栗树枝,纳西语称“构含杏”,用以围造祭天场。
第二天早饭后,祭天者背着祭米,扛着大香,带着装有糯米粑、煎五色粉皮、去壳熟鸡蛋、染红色慈菇等祭品(纳西语称‘务主’)上祭天场。祭主早到祭场,在上位设置一排天地皇三神位,按左代天右代地插两枝黄栗树枝,中间插刺柏枝代皇帝,在其背后用一根野生的白杜鹃枝做的杈架上架一个鸡蛋。天地皇前垫上黑蒿草、大野杜鹃枝叶,其上安放一颗上尖下宽的石头,纳西语称“都鲁”。设置完后,点燃大香按先后长幼次序列排插上,祭主用“务主”祭之。这天,称“兄制”即立大香。
第三天,上午抓来祭天猪和公鸡(祭户轮值喂养),宰杀后生祭一次,中午用煮熟了的猪头和全鸡熟祭一次。祭时,祭主诵祭天经,参加者合掌捧香跪拜,后在祭天场用餐,剩余部份按户分回。时至傍晚,把点过的大香脚烧在大火坛里,“都鲁”及“久高”(指称祭肉的称),由来年轮养祭猪的门户拿走,黄栗、刺柏祭枝由当年交祭猪的门户拿走,并将它拴挂在家中的擎天柱上。祭天结束时,先长后幼走出祭场,口呼“考汝时!哈号英!”(意即呼皇帝长寿!百姓安康!)直到祖先牌前,安放祭米箩为止。
第四天回祭祭天场的灶神,纳西语叫“瓜冷书”,有各户男性家长参加,烧点小香条,用一只公鸡生熟二祭。
还有个小祭天,纳西语称“明季本”,是在农历七月十一日举行,有各户男家长参加,设祭台,烧点小香条,一般用一只公鸡生熟二祭。
这里须说明的是,二社“阿初挥”氏的祭天,与其他氏族有一些不同。他们第一天敬大香素祭,第二天众人一起饮酒张弩射箭,不祭荤,不聚餐,而用纳西语大声吼喊“考汝时!考号英!”“考”指皇帝,“汝时号英”指万寿无疆。据传,很久以前有一位朝中知府路经“阿初挥”氏祭天场,看到祭祀时一位年轻东巴在上方坐着念经,长者都在下方跪着祈祷,说这不符合规矩,指令要进行改革,从此“阿初挥”祭天仪式就改掉了。
3.二月北岳会
北岳会,可称恩宗村的团结会。农历二月选一属羊日为会日。村里推举的会首要提前筹好祭祀和餐饮用品到达白沙的北岳庙。是日半夜去赶庙会的村民,带上燃灯用的香油、香火前往,早上天刚蒙蒙亮到达北岳庙争烧头香。日出时分祭祀开始,向“三朵”神像贡上熟品猪头、公鸡之类祭品,村民双手合十跪拜在“三朵”神像前,聆听“打玉”(庙主)祭主诵经卜卦。祭完集体用餐,可参与“骨气”民歌演唱、跳“喂没达”等为欢。
4.三月“孰古”
“孰古”,可谓封山祛灾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由会首主持。会期三天,由会首选定农历三月属龙或属蛇的一天开始,请来东巴在阿明罗“受守吉出”龙洞水旁设法场,念东巴风水经。第二天东巴戴上五佛冠,手持板铃,会首们扛一面东巴旗,带着祭水、香火、五谷,用麦面捏制的蛇蛙模型,到全恩宗村的大小龙洞水边转一圈,每到一处,便插祭旗、洒祭水、五谷,烧祭香,安放蛇蛙模型于水中,诵经祈祷。其意为祈求龙王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其活动为“术国”。第三天叫“木空当”,其意则封锁冰雹、瘟疫之门。请一位喇嘛在东巴法场相对之处念经,称“左绍老”,意为祈求上天不要下冰雹。念完经后,把约二米长的
印有藏经文的“冲本”(幡)和一面旗子插在一社、四社的“塔白”(今此地仍称塔白),即显眼的全村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自此之后,全村村民一律不得进山砍伐林木,山上不得见到一点新的林木渣屑片;此间人死了也不得抬进山林埋葬,只能寄埋在村头的荒草地上,更不能焚尸火化。如有违者,时遇冰雹之类灾害时,村民则会群起讨伐惩处当事者。直到农历十一月份秋收秋种结束时才通告开禁,方可砍柴伐料,寄山死者方可搬入林间祖坟安葬。
5.七月“甲日多”
“甲日多”,选在农历八月初一前一天始办,节期两天。开节时,在村中灵泉寺三世佛前设经堂,请来十多个喇嘛念“观音经”。传说龙王三公子全身生癞疮,发病疼痛时抽搐挣扎,地上就会招来暴雨和冰雹。八月初一早上就请喇嘛在龙洞水旁念经“臭多品”(送瘟神),给龙王三公子洗疮免灾。同时还请东巴一人在灵泉寺门前场地上念东巴经进行“海肯”,意为送走东巴女神“达勒瓦伞命”等鬼魔亡魂。其间,村民户带麦面捏型的“多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面团儿),用细叶柳条结扎的马偶驮上灶灰,烧上有面粉、辣椒的烟火,点上香条,送到东巴法场,共同祈祷“达勒瓦伞命”不要呼风唤雨,给人间带来灾难。节会这一天,村中年前结婚的所有新娘子,各自备上油炸糖饼、毛花、凉粉等食品,同其公婆一起到节会上,将食品馈赠给村中前来烧香敬佛观光游乐的村民们。节会热闹非常。
6.“塔本”节与“初本”节
“塔本”与“初本”均为祭祖节。“塔本”是农历六月十一日,“初本”是农历十一月初一日。早期的“塔本”与“初本”之祭,是在正房中堂左侧檐阶前,立一枝黄栗树代为祭台上的祖先,牺牲或猪或羊或鸡一命为祭品,生熟两献,家人跪拜,由家长口诵历代祖先恩典祭之,也就是讲述纳西族祖代迁徙历史,称“崇班飒”。“改土归流”后,各户改立祖先牌位,用饭食在牌位前贡献祭之。
7.其他节日
除了以上这些传统节日、节令之外,氏族先辈流传的还有请东巴“准瓦兄”、“忍妹”(均祭名)等祈求安宁昌盛长寿的祭祀活动,也有请喇嘛“信位冲”(祈求康福)活动等。与汉族或其他民族共同的有阴历三月清明节、五月端午节、六月火把节、七月中元节(纳语称‘宝敬’)、八月十五中秋节等。
前述这些传统祭祀节日节会,基本上都延续到民国末年,其中祭天活动于建国后的一九五一年中止,除春节以外,流传至今的还有农历六月十一日的“塔本”,六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的火把节,七月十三、十四日的“宝敬”(中元节),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等节日,但其中繁多的祭祀部份已简化或中止,节日的其他内容也大为简化了。
一、山地资源和村有林
恩宗村民靠山而居。全村约有5平方公里山地,由东面的前山、北面的大山构成S型的体貌;北面大山有两条较大的山川;天然分布林地树种主要是云南松,其间夹杂有成片的黄、红栗树(后来被砍光),林地面积4802.8亩。
1.山界四至
前山界由黄山哨白家坟经老马罗(又称阿贵罗)、班勒打黑石与海东安上分界,界边葬有阿初挥氏族阿贵坟等;由班勒打黑石经小路到黄山哨白家房背后至崩义罗与黄山茨满分界,界边葬有阿章品氏族和居鲁坟及清朝时恩宗护林员杨土顺(汉族)的坟,坟左右100多米处埋有两村相互对称的石灰坑。班勒打的大黑石是恩宗与安上、长水、茨满的分界石。其北山界由前山的崩义罗经车鲁汝到敬多罗可至红水塘与黄山中信分界,界边车鲁汝葬有恩宗三座古坟,坡脚有立碑坟一座。正北界由红水塘直上金炳同岩尖至爬肯义可与黄山普济分界;由爬肯义可经海起增南侧竖瓜鲁直上车美居顶巅与黄山中海分界;西面由车美居顶巅经车美居梁子老考班直下岩川与正盛分界。老考班有百多米的人砌石埂界,葬有汝排比氏坟一座。
2.两条山川及其水流
其一,由“三岔罗”连“阿明罗”经三社直下流入拉市海。其上段有季节性的雨水或洪水,下段从“受守吉出”龙洞水起为常流河水。
其二,由“告公当”连“金比同”到“明考老饶”“于勒坞肯”直下流入拉市海。“明考老饶”龙洞水以下为常流河水。
历史上,两条山川上段两边坡地灌木丛生,被绿色植被或腐质枝叶覆盖,雨季洪水不多,洪患甚少。上世纪50年代末起,村民烧火土种玉米铲取残叶腐土,1958年村中办公社食堂和拉市农具厂,大砍黄、红栗树做燃材料,70年代初众人上山找薪柴挖光树根,两条山川洪害多了起来,加上1958年上清水河提高水位后,一社从四社“火山古”经“受守吉出”上方川坡间往东修了灌渠,因水流渗透,山体滑坡,此段水土流失较为突出,从而进一步助长了雨季的洪水灾害。从七十年代末起,村民使用化肥、农膜逐年增多,取残叶腐质烧火土的减少,同时村社护林工作有些加强,两山山川逐步恢复植被,下游沟渠构筑了一些水泥拦洪坝,水土流失和洪害有所减少,但仍不容乐观,从根本上得以治理须有时日。
3.山间洼地积水池
东山的茨满、长水、安上与恩宗交界的大黑石旁,有一块恩宗与茨满分界处的草甸,其间有一塘洪水池,纳西语称“班勒打后”,池子水面约3360平方米,池水约深2.5米,如遇常年积水,池中可捕捉泥鳅,冬春季节从东北方向飞来的侯鸟从此经过,时有野鸭在此栖息,池水满后,水尾可从“阿贵罗”流入田间,供人们灌溉使用。北山,从恩宗通往中济、束河的山路旁有一塘洪水池,纳西语称“后增平后”,池子水面约4200平方米,水深处达2米,冬春季节有水鸟栖息,雨季当洪水浸到草甸时,水尾随着波沟流入“增白都”盆地。此两地池水为季节性积水,一般夏秋满池,如遇雨水过剩之年,四季清水,可供上山放牧时引牲畜饮水。
4.“增白都”落水洞
大山西北角,在“车美居”东面山脚下的松林间,有一块约半平方公里的山间盆地叫“增白都”,在盆地南面石壁下方有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岩洞,每年一到夏秋季节周围山上的雨水都淌到“增白都”草甸,流入岩洞洞穴之中,水洞大处深十余米,可点着火把或打着电筒钻入洞中取清水供人饮用。
5.山林保护
自古以来,恩宗村人爱林护林,重视林业发展。历代都有比较严格的山规民约,从村官到村民都得共同遵守,爱林护林,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各个时期的护林员都很负责任,忠于职守。清朝时期护林员杨士顺、杨国林父子,虽是汉族人,他们尽职尽责守护山林,杨国林在咸丰三年在与剌沙人山林纷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活着为恩宗山林流血流汗,死后身骨葬于恩宗林间,为山林守界,他们的名字至今仍流传在村民中间。民国时较长时期担
任村护林员的一社村民杨兆海,爱林之深,护林之严,也是全村妇孺皆知的,他在1941年在与中济山林争端中负过伤,流过血。恩宗村民如遇山林有事,号角一响,便户户出动,奔赴林地予以保护。1946年春,恩宗与正盛发生山林纠纷,村民和汝舟为保护山林被对方枪伤成残。如今恩宗山上存留下来的成片林木,是与历代恩宗人爱林护林所付出的血汗代价分不开的,现今还挺立于阿明罗边的七棵老红栗树、老茂子可一片老麻栗树,可谓千
百年原始古树,它们才有幸存活到今天。
6.采伐利用
恩宗村采伐林木,历来都按有计划有组织,坚持以限量、间伐和保护幼林的规矩进行合理开采。所采伐林木主要用于村民起房盖屋和生活薪炭柴所需。明朝以前,恩宗村民住宅为纯木结构木楞房,房间中间一般设有火塘,人们白天烧饭,晚上过夜大多与火为伴,食宿在火塘边上,从明朝以后逐步开始修建土木结构的瓦屋面房,人们生活中薪炭柴耗费也很大,对森林的保护意识比较薄弱,对林地的损害比较大。到了清末,恩宗人实行了封山育林。村民普遍使用“鸡窝灶”做炊,采伐杂木、灌木做薪炭柴。村民起房盖屋,须到较远的三里七村公山原始林砍伐。公山由公推的南尧村和氏管理,凡求建房者须带一坛酒酬到南尧当面征得和氏同意,并由和氏亲自指定地点方可进行砍伐。那时候,恩宗村民起房盖屋的木架材料都来自公山的“居比落”,“很纳落”等公山之林。
到清末民初,村里才开始在村有林中限量采伐。村民起房盖屋须经村当事者审批后,由护林员指点砍伐,开始时每户可砍12棵,后来可增砍到18棵,已足够一所房子的大中料,其余所需椽子、梁条、楼楞、方料、板子得自筹。村民所需薪炭柴,一般是在春节过后,按户男丁上山砍伐,主要间伐弯扭树木,户约五平方尺一码码好,按编号抓阄到户。这种计划采伐方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国后的1957年。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浮垮风”影响下,村中山林遭过量采伐,损失惨重。1961年党和政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村有山林的管理又逐步恢复到正常时期。当时村中除集体用林和村民薪炭柴外,村民起房盖屋的很少,林木采伐量也不多。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随着生产发展,收入增加,村民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起房盖屋的人家也多了起来。在此种情况下,仍按原来习惯的采伐办法,不能适应实际生活的需要,村中决定每年间伐一次适量的弯扭树和用材木,按编号找阄到户,以解决村民一部份建房用材和薪炭柴所需。平时仍然禁止偷砍盗伐。1998年国务院发布通令推行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恩宗村的村有林从此禁止了采伐。2008年12月,玉龙县根据国家《宪法》和《森林法》实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恩宗村经县林业局批准办理了有森林、林木、林地在内的集体《林权证》书,办理了全村村民每户一股的《股权证》书,从此恩宗村山林产权管理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7.山产资源保护与利用问题
有关山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村民中议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其一,山、水、林自然生态资源,如果我们保护得好,利用得当,能为我们造福,否则会破坏平衡,难以协调发展,甚至会带来祸害。
其二,恩宗人爱山护山,爱林护林,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良好的传统美德要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
其三,1958年“大跃进”年代,村中所办的公共食堂和设在恩宗四社的拉市农具厂,对村有林的毁坏十分严重,四社村中的黄栗坡满坡老黄栗树被滥砍,北山的大片黄、红栗树被砍光,近村松树被砍空。1972年、1973年村民为取薪柴,把有望重新发枝再生成材可谓取之不尽薪柴资源的黄红栗树根全部挖完。这种无远见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的挖根,损失已无可挽回。教训非常沉痛。
其四,上世纪70年代以来,偷砍盗伐村有林木的事经常发生,这与管理不严、执法不公有关。必须严格管理,从严执法,不论对任何人都一样,才能保护好恩宗这片绿色资源,保障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顺利实施。
其五,恩宗山界内的沙石资源丰富,原来就存在着乱采滥挖问题。1996年2月3日丽江大地震后,沙石建材需求量大,便开始了大量开采,从此乱挖滥采加剧,有的开采户可以私自向村外转卖沙场开采权,有的甚至用大型机械进行采挖,采沙、炸石、取土,大片林地被毁,大量资源向外流失,而恩宗村集体组织未能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这是恩宗山产资源管理历史上的一大憾事。
二、村中水系与“吉土古”水
1.村内到处有清泉
在恩宗村境内,泉眼很多。一社的明考老饶、英动吉可、过爪罗过,二社的老茂子可、通茂子可,三社的吉册可、干居吉可、争可肯、补当布吉可、四社的受守吉出、雄吧当肯、信沙可、争可肯,都是恩宗村天然水泉出水之地。这些地点的泉水出水量虽有多有少,但水质上好,洁净清莹。诸多泉眼中出水较多能够灌溉田地的有明考老饶、受守吉出两处。古时就傍山而居的恩宗村民,靠这一眼眼泉水,滋养着人畜,灌溉着田地,渡过了漫长的岁月。
2.开引“吉土古”水入村
村内清泉泉眼虽多,可出水量少,不能完全解决田间生产和生活用水问题。清朝咸丰年间,恩宗乡绅和居鲁、和士元、和娘、和体和正盛村乡绅木寿章等共同协商开渠引水,要把吉土古的水引到两村村中。吉土古(出水地名),位于村后“车美居”(卧虎山)背后,“给普居”(白虎山)山脚下,那里的龙洞水从山脚喷泻而出,无淡旺季,常年喷涌,水量不减。修渠引水工程开工后,经过恩宗正盛两村村民数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咸丰七年竣工通水。水渠修到正盛的“火山动古”为恩宗、正盛两村总分水口,称“吉补丁”。总分水口至恩宗四社,在正盛的吉册可、海排古鲁龙、莪当肯各设小水口闸门供正盛使用。恩宗、正盛两村共同协商议定水规:两村分水口不得随意堵闸或撬闸;水流至恩宗四社水量不少于推动一盘石碾;每年春秋两季栽种之前两村都要出动村民查沟修堤补漏一次,等等。此条水系从正盛阿吉祥火山地边的“吉很美打古”,经正盛山林直到恩宗四社以至横贯全村,水尾还能浇灌海
东安上部份田地,常年水量充足。这条水渠的修通,破天荒地彻底解决了全村人畜引水、灌溉田地问题,开创了在高海拔的拉市地区种植水稻的先河,结束了恩宗、正盛两村手推磨、脚杵碓的历史,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1958年“大跃进”年代,丽江全县掀起兴修水利高潮。由丽江县统一规划,三次勘测兴修上清水河,当时计划将水从黄山丫口引入丽江坝,发动了黄山、金山、七河、拉市数百民工动工开挖,约一年后竣工试水,水流至明考老饶沙石岩间全部漏光,因水过不了黄山丫口而告终。这次新开修的上清水河,水位落差比恩宗、正盛两村咸丰年间修的水渠高出百余米,河水已顺畅地引到恩宗四社的“塔白”,流入恩宗村中的老河里。此后,咸丰年间恩宗、正盛修的老河河段废弃使用。一九七二年因在莪当肯修建小型水电站,先后数次发动民工对上清水河沟渠进行过修补,并且使用水泥三面光进行整修加固。这就是今天流淌在恩宗土地上乃至海东安上村部份土地上的清水河历史变迁。
3.今时村民用上了自来水
原来,流经村中的清水河水,是可以供人们直接饮用的人畜饮水水源。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情况发生变化,流入河中的生活污水增多,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爱护水流清洁,甚至有人常将垃圾丢弃河中,人畜饮水成了问题。2003年恩宗四社在和月芬等人的奔走努力下,争取了玉龙县政府安排县水务局实施的国债投资19万元,加上村民集资投工投劳,于当年8月初开工,修建了一个大水池,架设了千余米水管,到11月底正式竣工通水。解决了人们多年来期盼的人畜饮用洁净水的问题。正如四社村民立碑赞扬的:“户户都受益,人人乐开怀,政勤民得福,饮水须思源”。
此后,于2006年恩宗一、二、三社亦求得政府补助25万元,村民各户投资投劳修建了水池,架设了水管,各家各户也都用上了自来水。
4.历史上“吉土古”水三次东引丽江坝未成
第一次,是清朝雍正初年。当时丽江知府重视农桑,兴修水利,便勘测设计,试图将“给普居”山脚下的“吉土古”水,经卧虎山腰间即正盛的“明里罗”、恩宗的“武金岩”、“后增平”,从中济、宏文两村山谷间直下,引入中济海。曾组织人马开挖数年,工期试水,因山地岩石沟段到处漏水,引不到恩宗山上的“后增平”,无法补漏而终。现在从正盛的“明里罗”至恩宗的“武金岩”,还留下当时沟渠的遗迹,人们称它为“好八开”(汉官修的沟渠)。
第二次是清光绪年间,丽江知府又一次组织将“吉土古”水东引丽江坝。当时已组织民工上马开挖,因开挖沟渠在正盛、恩宗两村水渠之上方,开挖东引将毁坏、截断正盛、恩宗两村水渠和水源,影响两村田地灌溉和生活用水,一动工就遭到两村特别是正盛绅老和村民的竭力抵制,修渠东引未成。
第三次就是前面提到的1958年大跃进年代,将水引到“明考老饶”沙石间全部漏光,水过不了黄山丫口而告终。
5.“吉土古”水的神话传说
传说很久以前,拉市没有“给普居”(白虎山)、“车美居”(卧虎山)两座山,也没有“吉土古”之水。有一年,藏传佛教法王噶玛巴与达赖喇嘛之间发生矛盾,引起争斗,达赖派势力大,噶玛巴法王被达赖驱逐出西藏拉萨来到丽江。噶玛巴到丽江不久,拉萨成天阴雨不止,大发洪水。洪水漫到布达拉宫金殿,淹到了“钟”的膝盖(“钟”,唐王朝时送文成公主进藏使者塑像),达赖却毫无办法,深知阻退洪水非噶玛巴莫属。藏文佛经也有对噶玛巴“饶盖上中下之三士道,殊胜化身指点诸教法,见闻正量生宏法作”的评说。噶玛巴应了达赖之求回到拉萨,只见拉萨一片汪洋。噶玛巴便使出威灵神术,用神杖捅洞退水,却见到一只母鳌和一只小鳌在张开大口喷发洪水,兴妖作怪。噶玛巴神杖一挥,两只鳌鱼慌忙逃走。这时拉萨的洪水慢慢地退减下去了。噶玛巴想,这鳌妖不除,必有后患,便追赶而来,追呀追呀!追到玉龙山下文海的“雨美本”丫口时,忽然迎面吹来一阵狂风,把噶玛巴的帽子吹落了,噶玛巴回头捡帽,不料帽子已化做一顶石帽,捡不起来。两只鳌妖翻山向拉市方向逃跑。前面只顾埋头奔逃的小鳌迎头撞了个文笔山,便慌忙回头,只见母鳌停下来不再奔逃,又饥又饿的小鳌也不再跑了,疲惫地扑倒在母鳌怀中偎依着,瞬间从母鳌怀中淌出了一股奶水。当噶玛巴追上时,看到母鳌和小鳌已经化做“给普居”和“车美居”两座大山,母鳌的奶水便成了喷涌而出的山泉水“吉土古”水。如今,民间流传着一句纳西语:“窝左鲁美纳勾吉,饶冷纳西英古堆牛土”。汉语意为:出自拉萨黑石山高处的水,下来喷涌在纳西人居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