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道不关风和月
木霁弘
茶马古道,作为新之研究命题,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末,经二十余年之发展,今已大兴。其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茶马古道学”之谓。十九世纪之末,西人李希霍芬首提“丝绸之路”,至此成“一学”,伯希和、斯坦因等论著迭出,而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大家对此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开创性的拓深,由此流风所被,历久不绝,百多年“丝绸之路”学的研究蔚为大观,“丝绸之路”享誉世界,但令人遗憾的是话语权并非由中国人拥有。
的确,在当代,“茶马古道”之所以出现,并在二十多年的学坛上引人注目,实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众多的历史文化积淀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应当珍惜这话语权,将茶马古道的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让其真相得显,本质了然,准确地梳理和把握“茶马古道”这条古道的文化和历史,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繁难的创造性劳动。
茶马古道是跨区域、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线路遗产,对它的研究也需要宏观的学术视野及多学科基础,同时又要顾及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宏观的理论构建乃基于长期深入的实证研究,二者不可偏废。没有实证研究,尤其是大量深入细致的民族志,理论构建成为空中楼阁,纸上谈兵;而没有深厚的理论涵养,实证研究则成为一盘散沙,自说自话,也可能陷入地方中心话语构建的泥淖中。茶马古道由一个学术概念成为实体名词,茶马古道学也呼之欲出,此诚基于这一概念契合了历史本真,呼应了民众心声,由此展现出蓬勃的学术生机及学科动力。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众多学科纷纷介入到对这古道的研究中,使茶马古道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图景中引人瞩目的学术盛事。
杰宏是我硕士研究生弟子,以纳藏宗教语言关系为研究课题,用功甚勤,在资料上广为涉猎外,实地踏访了滇藏间文化遗留地,其毕业论文颇有称道之处,为以后的学术攻关奠定了扎实基础,同时为茶马古道的深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材料准备。年前收到杰宏寄来的书稿,披章览文,如山荫道中行,留连忘返,掩卷之余,感慨颇多。杰宏近年来奔走于一直在滇西北高原的山水间,深入到这一区域中斑斓多彩的民族文化中,且行且思,成果不少。此书乃厚积薄发之作,全书近40万字,结构严谨、材料丰富、语言流畅,既有茶马古道研究的宏观统摄,也有实地考察的微观实证,并对历史文化遗产与现实发展予以结合研究。正如文中所言,“如何通过厚重的民族志‘深描’,还原这些蕴涵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碎片、社会生活的地方文化,成为深化、提升茶马古道品牌的必由途径,由此民族志成为研究茶马古道文化的重要学术利器。”茶马古道穿行于中国西南的高山峡谷间,一直为史家所忽略、遮蔽,虽有零星史书文献记载,但无法与汗牛充栋的大运河、丝绸之路两条线路的文献记载相提并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茶马古道历史价值的缺失,相反,作为至今仍活着的沧桑古道,这条古道上保留下来的诸多文化遗存、重镇村落、鲜活记忆斑斑可鉴,这也是这一古道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及文化魅力所在。当然,要揭示、感受这一价值及魅力,须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精神,然后才能身临其境、设身处地的理解地方知识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才能有所感悟,有所积成。这也是我看重此书价值所在。
龙蟠地处丽江、大理、迪庆的交汇处,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富集的茶马古道要冲,以此为研究选点,可以对大理、藏区、丽江三大文化区域之间的互动融合有个宏观的把握,同时从民族志个案中折射出这一多元多文化的深沉影响。在龙蟠的茶马古道上既看到纳西文化的源远流长,看到儒释道为主流的汉文化在此大行其道,也看到藏族、白族、傈僳族文化在此繁衍滋生。这些多元文化在龙蟠一地,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又生成了别具特色的地方知识系统,这从它特有的地名、信仰、民俗、风物、人物、村落等文化事象中得以展示。忽必烈的“元跨革囊”、木氏土司的传奇、藏区法王的传说、马帮故事、政治运动以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都一一在此生动演述,从中我们领略到茶马古道是怎样活着的,是怎样的曲折动人,魅力无穷。
当然,此书并非是停留于传奇故事的导游读本,作者更多是通过茶马古道与龙蟠的深层关系来梳理这条古道的运行机制、生成动因、文化功能与意义所在,同时对龙蟠,乃至丽江、茶马古道的现实遭遇,选择路径予以了深沉思考,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学者本色与使命。故,此书不仅是当下茶马古道研究的力作,也将开启一个新的研究路径。
此道不关风和月。藏人把茶喻为血、肉、生命,学人研究茶马古道,亦诚如是。
注:本文系《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之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