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宏】从他者到我者——纳西古乐的族群接受

上世纪40年代中期，俄裔美国人顾彼得初临丽江时，他也为这种古老的汉族艺术在丽江纳西社会中的广泛流行程度而感到惊异，在其《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描述了当时丽江古城里纳西族的音乐生活：

老乐师们全部正规地穿着长衫和马褂，不慌不忙地入座，抚摸着长长的花白胡须。其中一人充当指挥。他们凝视乐谱，一支长笛呼啸而起，其他乐器一件件地加入。虽然我热爱音乐，但是很可惜我不是个乐师，不能用术语描绘随之而来的音乐。这音乐雄伟庄严，动人心弦，调子抑扬顿挫。然后大锣一敲，音乐达到高潮。在中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深沉洪亮的锣声：整所房子似乎在圆润的声波中震动，接着老先生们站起来，用自然的声音唱上一首庄严的颂歌，充满崇敬和感情。然后交响乐继续演奏下去，调子难以想象地甜美，声音像高山流水般从玉片上落下去，然后就让位于一阵彩色铜铃的洪亮响声。大琴的弦音犹如钻石滴落，形成优美的曲调，由一个终止和音来增强。从来没有不谐和音从和声中退出去的。 一个西方人听这音乐可能感到有些单调，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重复。主题在有旋律的声波中展开，新的主题不断引出。当主题宏伟壮观地展开时，那是一曲宇宙生活的颂歌，不为渺小的人类生活中不协调的悲号声和冲突所玷污。这音乐是经典的、永恒的。它是众神之乐，是一个安详、永久和平和和谐的国度的音乐。对于不能领会的人们显得单调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的心情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平静和安宁。

顾彼得还注意到了这种音乐文化得以生存的文化空间。在描述完丽江洞经音乐的演奏场景后，他把眼光转移到了丽江古城的文化情境中：“丽江男子精通的不仅是音乐，有些则终生致力于绘画。花鸟是他们宠爱的主题，富贵人家用花鸟重画来装饰天花板和镶板。他们作画不是为了名利，而只是为了用绘画的形式来表现对美的感受。不少纳西人成了汉学家，写出优雅的诗歌和散文，即使老于世故的汉族学者也不敢轻视。甚至我开办的铜矿合作社里那个卑微的和叶，也是个天才的画家与诗人。我仍然珍藏着他画的并为我题了字的一个小画卷。”

没有观众的表演只是孤芳自赏，自娱自乐，而观众的参与以及整体欣赏水平、接受程度又制约着演奏者的技能水平与心趣。二者的互动交流构成这一完整的艺术文化生态。丽江洞经音乐之所以能够在丽江这一偏僻小镇得以经久不衰，薪火相传，就与这里特定的艺术文化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会在音乐中融人自己的审美情趣。比如他们不会严肃而正经的称“演奏洞经音乐”，而只说是“玩古乐。”一个“玩”字把纳西人洒脱的艺术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文化与人之间已没有了界限，乐曲、乐器、乐工、乐坛穿越时空融为一体。纳西族人就这样在淡泊之中传承着古老的艺术，在随意中已将其族群个性融人道教音乐。故而他们看重的是音乐在风韵上的族群特征。”

有观众听了丽江洞经音乐后，以为其“情调未免感伤”，丽江洞经音乐著名传承人周善甫由此而感发了一篇“乐药论”来阐述音乐之旨：

“其他艺术，也莫不如此，只要是能通灵见性的成功之作，所能赚取于激赏者的，不是嬉皮士的笑谑，而是莫名的泪水，像黄龙大师上到峨眉绝顶时说的：“身到此间，别无可说，唯有痛哭足以偿之耳”。一样，只能是东舷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而已。不知道应该嘉勉，还是应当惋惜，中华艺术就是有这种令人怅惘的悲悯之情。”

这确是知音之言，“这种令人怅惘的悲悯之情”既是艺术之旨所在，也是文化精神的高度体现，这种文化精神集结了人类共有的人文情怀、人性之美，自由理想。人创造音乐，音乐造化人。丽江洞经音乐既蕴涵了中华艺术的风韵，也凝结了纳西族的文化精神，它是中华文化与纳西文化融合而生成的人类艺术结晶。这种“纳西化了的汉族道教音乐”又滋养、陶铸了纳西族自信开放、深沉含蓄、自由和谐的族群文化特质。

以上内容节选自杨杰宏著《族群艺术的身份建构与表述——以丽江洞经音乐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14年。